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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我国城市化进展到现阶段， “村改居”已成促必然要求， “村改居”有助于健全城乡管理体制，推进基层自治民主，同时增强村民的城市意识。 “村改居”社区居民不再依靠土地为生，身份上已经是城市市民，但其自身素质以及文化水平与广大市民之间存在很大差距。虽然他们已经生活在城市社区，又难以完全适应城市社区生活，例如失去生活目标、重建人际关系困难、文化观念滞后等。如何更好地让“村改居”居民适应城市生活值得我们研究。本文从社会工作的角度，通过对 L 社区村改居前后农民到市民的社会生活变迁研究，重点分析了转型过程中的表现及其原因，并观察社会工作的方法介入社区建设的过程，呈现村改居前农民的生活和村改居后新市民的生活，丰富了我们对于生活转变适应的认识；同吋，论文研究的结果可以被社区领导借鉴、参考，服务于社区长足的发展，并且可为其他地区的“村改居”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1.3 文献综述
1.3.1 国内文献综述当前我国“村改居”社区研究，研究者主要关注在“村改居”社区居民个体、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社区管理制度与居民互动、文化适应等方向作研究：在对管理体制的研究上，肖丽娟通过在武汉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的调查，她认为沿袭村委会职能或是照搬居委会职能都不能适应“村改居”社区的实际和发展要求，在对照分析框架下，总结了“村改居”社区居委会的职能定位，并以此为坐标归纳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1]。王春生则通过实证考察，解析了珠江三角洲“村改居”社区管理制度，强调借鉴先进城市社区管理经验，并提出制度升级、变更选举方式、完善社区组织，建立社区工作新机制等措施[2]。钱海涛在苏州市红庄社区进行了个案研究，微观反应宏观地阐述了我国“村改居”社区现行的管理体制的功效以及面临的问题，他认为要构建我国“村改居”社区新型管理体制，有效对策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拓展社区自治空间、发挥社会组织的能动性[3]。潘柄涛从社会资本视角，关注社会资本对公民参与的影响，解读“村改居”社区的选举参与和利益表达这两个方面的不同[4]。梁绮惠主张确立“村改居”居民产权主体地位，他认为这是保障“村改居”社区发展的前提，突破“村改居”社区发展的困境需要通过完善监督体系，考核社区工作人员，保证居民自治空间[5]。吴晓燕在成都市龙华社区的“新市民教育工程”研究中，为我们带来了社区治理的新视角新经验。她认为社区自组织可通过文化建设来提升社区认同度，再通过社区认同度来提升“村改居”社区的治理能力，受到学者、专家的肯定[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