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新礼俗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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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国外学术界开始关注梁漱溟的学说，特别是其“乡村建设”运动。受此影响，国内学者也纷纷把研究的焦点转至此，一方面梁漱溟以及其他乡村建设领袖诸如晏阳初、卢作孚、陶行知、黄炎培等人的原著和民国时期有关乡村建设的期刊杂志被整理、出版，另一方面大量针对乡村建设思想方面的研究成果涌现出来。这些文献的整理、出版，以及大量研究成果的出现，大大丰富了社会主义新时期“新农村建设”、“乡村自治”等理论内容。

本文主要利用文献检索法对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相关资料进行收集、研读，并就其中的“新礼俗”观，提出自己的认识。首先，梁先生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组织原理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其崩溃的主要原因则在于旧文化之失调，即西化派不顾中国乡村社会自身特点而盲目引入西方的“个人本位”与“阶级对立”，遂造成“东不成西不就”之局面。其次，中国今日之前途，要行“乡村建设运动”，而此运动的核心理念即是建设“新礼俗”，即在中国传统的伦理本位的基础上，通过乡农学校为主要载体，吸收西方的团体组织与科学技术，从而建设新乡村，最后联而成为一种理想社会。最后，在立足对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研究基础上，结合当代乡村建设的现状和面临的主要困境，力图从梁先生的“新礼俗观”中得出一些为现代乡村建设服务的启示。

1 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之缘起

自1929年开始，梁先生在山东邹平等17县发起乡村建设运动。此运动一方面直承宋儒吕和叔《吕氏乡约》及明儒陆桴亭《治乡三约》等传统乡村自治理念，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自觉突破向西方学习其团体精神与科学技术，以创建新社会，迈进现代文明。其基本形态是综合了乡村社会的教育、经济、自卫、自治等大部分功能。在权力运作上，强调必须除开国家公权力，而在平民中自我成长起来。在组织形态和进程上，强调先以乡农学校为核心；再扩及到乡，由乡长、乡农学校、乡公所、乡民会议组成；再由一乡扩至一省；最后渐及一国之理想社会1]320-395。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乡村建设运动”也就此流产。

1.1 “乡村建设运动”的时代背景

“乡村建设运动”的产生、发展与整个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变迁紧密联系。民国遭罹严重的内忧外患，外有日寇侵略、内有军阀混战，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都被破坏殆尽，中国社会陷入史无前例的动荡之中。而作为中国社会的根基——乡村受其影响和破坏程度更为触目惊心，农民的生活更为悲苦。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1.1 经济方面

中国的乡村变成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为躲避转移自身的危机，加大向中国倾销棉、小麦等农产品的力度，由于我国的进出口结构以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进口工业成品为特点，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小农经济面临深渊，中国农业经济因此遭受了空前沉重的打击。农村经济极度衰落，农产品滞销、农村金融枯竭、负债比例和幅度上升、农民离村率上升。

1.1.2 政治方面

首先，国民政府政权建立后，废除原先在乡村实行的保甲制改实行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地方自治”。但由于国民政府刚刚成立，各方面权利机构尚未完善，只是一的模仿西方，所以其在乡村实行的“地方自治”实则沦为地主阶级专制。至此，农村面临的是“皇权已废，而新的自治机构却尚未成立”的尴尬境况。其次，地主阶级专制下，土地兼并现象更为突出。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在30年代曾对当时中国的土地占有状况作过估计。他认为，在中国，占农村总户数3.5%的地主，约占有全部耕地的45.8%[2]6。这种现象说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土地占有两极化的现象已很严重。由此可见，在地主阶级压迫下的农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