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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变革，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化，以政府主导性、动态性以及复杂性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形态正以城市空间的面貌呈现出来。城市空间及其生产不仅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而且促进了社会生活的变迁。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或城镇化社会）彰显着社会转型的现代化之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使城市空间逐渐出现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某种异化现象，即城市物质空间生产与社会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开始变成一种异于人的外在力量，城市空间生产在价值指向上不再适应市民生活而是趋于统治市民生活。这种异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公民道德缺乏健康成长的空间生存土壤，出现诸如生存环境的道德恶化、陌生人间的道德冷漠与熟人间的道德隔阂等城市化问题。因此，从城市空间的视角反思公民道德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关涉到一个城市的整体形象，影响着城市的人性化发展，更是如何突现以人为本、提升人的整体素质的根本性问题。
1.2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国内研究综述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城市化的发展势头，城市空间问题正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特别是在哲学领域，国内学者对西方城市空间生产理论的传承与发展、对地区城市空间发展的资本性逻辑批判、对城市与人的价值性关系反思等问题做出了许多研究与贡献。如任平（2007）从新苏南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区域化出发探索城市空间生产问题，胡大平（2011）从城市化到生活空间再造角度出发对中国城市化浪潮进行哲学批判，陈忠（2011）从伦理角度关注“什么是好的城市，如何建设好的城市”，李兰芬（2011）关注城市空间生产的意义问题等等；另有其他学者也从其他学科角度探索了该问题，如王卫平（1999）以苏州为中心，探讨了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陈蕴茜（2008）以清末民初南京城为中心考察了城市空间重构与现代知识体系的生产。仰海峰、陈映芳、邹诗鹏等人对城市空间生产问题做了一系列的研究,研究思路主要有两条：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空间学角度关注城市空间生产的专项问题；二是关注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的正义问题。
此外,城市空间问题也被地理学、社会学、城市规划学等其他学科领域关注和探究，并且该问题的研究具有综合各学科的发展态势，如刘陆鹏教授等认为，“建构中国本土空间与城市理论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梳理与挖掘，离不开对西方空间理论的批判式借鉴，离不开哲学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的问题式对话”[1]107-108。然而，如何找到一种结合的方式与对话已然成为一个理论难点。
国内学者对城市空间生产的研究得以让我们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去认识和理解城市空间生产，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思路。然而，已有的研究只关注城市空间的发展而不重视城市空间的属人性，即对公民道德及其建设的影响力，是当下国内理论界研究的主要不足之处。我们的研究更应该着重于如何正视城市空间优化带动公民道德升华，以及以公民道德提升优化城市空间等相关性问题的研究。
1.2.2国外研究综述
20世纪以来，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趋于成熟和完善，西方主要国家都基本实现了城市化。但是自7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新城市问题却层出不穷，这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重视，也开启了国外学者对城市空间的研究。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导致城市空间异化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生产资料并将空间生产纳入资本的现实逻辑之中，资本逻辑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劳动空间，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和心理空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危机的出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发现城市问题。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是一种纯粹的外在物质存在，也不是一种人类对世界秩序的理解，而是人的实践和创造的物质，城市社会空间被列为生产力与生产资料、列为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特别是其再生产的一部分”[2]。美国学者卡斯特（1972）指出，空间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永远是由不同的社会结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及其联合形成的关系来决定的。城市是一个系统，是诸多因素组成的特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