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时期的杭嘉湖地区出现了大量的男扮女装模式的文学作品，主要有钱塘陈端生的《再生缘》、嘉兴天花藏主人的《人间乐》和《玉娇梨》、归安孙德英的《金鱼缘》，乌程凌濛初的《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以及钱塘陈栩的《自由花》等，这些作品结合时代背景，塑造了一群勇敢走出深闺的女性形象。

本文试以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的涌现的主要作品为代表，研究女扮男装模式的现象和意义，从男女性别特征的颠覆和创新来理解女性主义思想在明清时期的发展和突破，认识到作品背后暗含的作者对女性的重新认识和定位以及对要求提高女性地位的大力呼喊，以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当地的社会人文环境以及女性主义精神的发展。

第一章 女扮男装现象的历史渊源

女扮男装的故事模式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由来已久，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从最早有记录的夏开始发展到现在，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出现一些体现时代特色的作品。女性颠覆传统的服装模式，改扮男装，突破性别对自己的束缚，其中反映的不仅是个人问题，更是一种社会问题。

第一节 女性传统服装形式

从人类开始穿着衣物至今已有数万年的历史，而服装的材质和样式也是一直在随着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的演变不断发展着。在《后汉书·舆服志》有记载：“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 ，在原始社会中就已经产生了服装的雏形，人们为了抵抗恶劣的自然环境，开始尝试使用树叶兽皮等来遮盖自己的身体。再后来，人类又渐渐学会了磨制骨针来缝制衣物，在对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的考察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等饰品。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不同于原始社会中服装只是为了抵御寒冷，到了阶级社会后，服装与人类文化更加密不可分。中国的“冠服制度”在夏商时期初步确立，随后到周就已经渐趋完善。“冠服制度”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服饰更多地成为了身份的象征，人们可能不认识这个人，但从他的衣着就可以判断出此人身份的高低，从而决定对他的态度。到春秋时期，“冠服制度”又进一步发展，被纳入了“礼治”范围，充分表明了服饰是与封建等级制度密切相关的。

同样的，男女着装之别也体现了一种社会秩序。由于男女性别和地位的差异，女性服装与男性服装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在封建社会中，服装和性别是严格对应起来的。历朝各代都有“冠服制度”，对女性的着装有着明确的规定，最大的特点就是女性不能随便露出任何身体部位，要求上上下下都要裹得严严实实。《礼记·曲礼》中就有规定男女“不同巾栉”。如果说男性服饰体现的是阳刚，那么女性服饰则更多地体现的是阴柔和优雅。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裙子慢慢成为女性的专用服饰，袍也从男女通用转变为男女各不相同。汉族男女成年后通常就会把头发绾成髻盘在头上，以笄固定，男子常常会戴帽、巾、冠等，女子则是珠花、步摇等物。在《礼记•内则》有记载着“男女不同衣裳”，服装规定着男女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社会秩序，甚至变成一种男女之间大防的手段，“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内外也。”  男女服装要明确区别开来，以性别和身份来穿着相对应的服装，否则就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是很严重的问题。三国时著名的思想家何晏因为“好服妇人之服” ，而被傅玄斥责为着的是“妖服”。 同样，女性也不允许穿着男性的服饰。在《新唐书》中有记载一个故事：“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武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 而史官却在故事后面评说：“近服妖也” ，对这种女子穿着男性服装的行为进行了斥责。由此可见，在古代社会中，无论是女着男装还是男着女装，都会被看做是有悖礼法，搅乱阴阳的行为，是被严厉禁止的。易装不只是个人喜好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体现着男性对女性的掌控，如果随意更换，就会影响到正常的社会秩序，对男性权威构成威胁，这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女性必须穿着与其性别相符的服装，安分地呆在被规定好的角色框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