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与河上肇的思想 许多著作中都有提到，在留学日本期间，曾受到当时在日本备受瞩目的经济学者河上肇的著作的影响，如一海知义说：“在 1964 年住谷悦治访问中国和参加与中 国领导人的会见时，曾说在青年时代经常拜读河上先生的著作，尤其常读《贫困 物语》、《社会组织和社会》。”［3］等。 

在日本深受河上肇经济思想的影响，并且拜读了他的许多著作。但当时执笔《贫困物语》时，河上肇的思想还未达到主义的高度，这也正是后来他自动绝版 该书的主要原因。河上肇是从 1919 年的《社会问题研究》才真正地开始从事主 义的研究，在这之后，作为主义的信仰者以及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他又加入 了日本党，之后又被捕、入狱。一直是河上肇的《社会问题研究》的热心读 者，并且正是通过河上肇的《社会问题研究》，才开始了解关于社会主义、主义 的相关知识和相应的理论体系。从这时开始，之后经过五四运动等社会实践和留学欧洲 的经历，一步步确定了自己毕生追求的理想——主义，并成为一名杰出的 无产阶级家，一名优秀的主义战士。从这个意义上说，留学日本对以后 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与拒约运动 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并不仅仅把自己的视野局限于书本上，除了学习日文和复习以前学习的知识以准备考试，他也用心观察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以扩展自己的视 野，同时他积极参加实践活动，丰富自己的经历。1918 年到时候，虽然正在日本 留学，但他仍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了由中国留学生发起的、并且震动中日各界的著名的 爱国主义运动——被史学家称为“五四运动”的前奏的“拒约运动”之中。 

1918 年的春天，日本军国主义以中日两国要“共同防御”俄国的十月为名，与 段祺瑞政府进行了秘密的谈判，并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目的是为了让中 国军队变为其反对苏俄的附庸军。而日本帝国主义的最终目标则是试图取代沙俄在中国 东北的地位，进而图谋占领俄国的西伯利亚。这些做法激起了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的强 烈反抗，不久后中国国内的广大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也相继奋起抗争。这场维护国家主 权的爱国群众运动，被称为“拒约运动”。 

作为一名有着强烈爱国心的热血青年，同广大留学生一样，通过自身的努力 同加紧侵略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进行了积极斗争。他不仅在日记中几乎逐字记载了 留日学生罢学归国、进行拒约的种种情况，而且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情况。他还积 极参加各种集会，全力支持罢学归国的行动，并且参与策划和拟订了《中华民国留日学 生救国团组织方法》，成为“拒约运动”的发起人之一。通过这次社会实践，不仅锻炼了自己的能力，丰富自己的斗争经验，也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对北洋政 府的懦弱腐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这对他以后走上职业家的道路具有深远影响。文献综述

三、人生目标的确定和社会改造观念的变化

留学日本时期，不仅在人生目标的定夺上曾有一次较大的转折，在社会改造 的观念上，尤其是在怎样改造国家和社会，走什么样的模式等等方面的认识，也都曾发 生过较大的转折和变化。

（一）人生目标的定夺 青年时代，是每一个人选择人生道路，确定人生目标的重要时期。在留学日本时期，实现了自己人生目标的确定，这对以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幼 年时期，曾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图大志，从国内启程赴日本留学时也曾写 下了那首振奋人心的七言绝句《大江歌罢掉头东》，但这些仅可视为年轻人激励自己发 愤图强的内心坦露，尚难看成是人生具体目标的确切表达。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 经历了一个过程， 1。首先他认真思考了改革国家、社会与个人目标之间的关系。以当时的家庭 经济条件，只有上官费学校，才能勉强维持自己的学校生活。认识到这一点的青年周恩 来一直埋头苦读，基本不鹜外事，一心一意地准备考试。但另一方面，又是一个 怀有救国救民理想的青年，因此并没有忘记“家国恨，天下事”而一味地闭门死读书。 在南开时，就已经立志高远，身怀大义。而留学日本时期，又刚好是“二十一条” 提出后不久，所以对而言，日本既是学习的对象，又是要抵抗的目标。当 时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 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 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并且认为“‘知已知彼， 百战百胜’，这句话实在是谋国的要道”。因此，他特别留意观察日本的政情民风和日 本各阶层民众的实际生活，并从中得到一些新的认识。当他确定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能 为国家、为社会的发展有所贡献而绝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这种意念的时候，这带动了他 对一系列相关重大问题的看法发生变化。他认为，实际上每件事情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 来看，并从中学到真知，由此出发，他把求学之途，不再仅限于课本，而是十分关注天 下大事、社会变迁，同时，这也使他对平时爱读的报章杂志的选择发生了变化。 2。确定了他在思想、行动、求学上的“主义”和方针。曾在 1918 年 2 月 11 日的 日记中写道：“我平生最烦恶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并且定下了自己的新年 目标：“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 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4］求新，趋新，破旧立新，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行为准则。对当时西方社会所流 行的新思想新学问也十分感兴趣，认为人类社会是进步的，自然界的一切是进化的，所 以新的东西就是好的。他曾给在美国留学的同学冯文潜写信道：“甚盼时有以示我，新 思潮尤所切望”。在日记中也写道：“我的心仍然要用在‘自然’的上，随着进化的轨 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5］“从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学者全都是 没有用的，从今后要按着 2 月 11 日所定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 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他。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 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他把自己的思想变化在一次演讲中概括为追求一个“新”字， 他认为只有人人心中都存在着这个“新”字，中国才会有希望，并且认为，为了追求这 个“新”字，必须要具有“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 以与“恶劣的社会交战”，这 也成为指导今后行动的主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