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庄的诗歌特色与唐末五代的文学、文化传统密切相连。继《唐才子传校笺》之后，傅璇琮又主编了一部有功学林之著——《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这部五位学者历时近十年苦心经营的巨制，共250馀万字，分为初盛唐卷（陶敏、傅璇琮）、中唐卷（陶敏、李一飞、傅璇琮）、晚唐卷（吴在庆、傅璇琮）、五代卷（贾晋华、傅璇琮），为读者展现了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至北汉英武帝广运五年（978）这三百六十一年文学和文学家活动的历程，内容包括文化政策、文学论争、与文学相关的艺术发展、宗教活动、社会风尚，及作家的生卒、历官、漫游、交往、创作。正如傅璇琮自序所言，工作的难处在于“首先你得把唐五代数百位的作家行踪搞清楚。一定要有作家事迹研究的基础，才能再加概括和综合，编年史也才有符合实际的内容。其次，还要把各个作家创作的诗文时间作确切的系年，把作家间的交往作对应的考察。这无异于先要替一个个作家编写出个人年谱，再要把这众多的个人年谱汇总成作家群的活动记录，更不要说有些作品的真伪，有些作家生平记载的不确，需要重新予以辨析。” 

唐诗内容同当时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密不可分，其精炼优美而极富感染力的语言，虽然有许多仍与现代汉语相一致，但时间的距离仍能以完全抹杀，对外国人来说，还要加上空间的距离，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历史背景的距离。胡代聪《从“为人作嫁”说唐诗与唐代习俗》介绍了与唐诗相关的唐代习俗，有助于缩短这一距离。李晖《唐代“折柳”风俗考略》则从柳树的特点和功能入手，分析论述了“折柳”风俗的源起与发展、唐“折柳”诗词的盛况以及与诸多“柳”的民俗事象。相关论文还有刘航《浅议中唐风俗诗的艺术特色》。赵振样《论唐代商业经济对文学的影响》从唐代商业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探讨唐代文人在创作心态和方式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由于商风渐于文坛而给创作风气和文学本身带来的负面影响。姜光斗《论唐诗与佛教》认为，佛教对唐诗的影响在于：佛教文化作为重要题材进入唐诗；诗僧与文人学士有大量唱和之作；诗人世界观深受佛学影响，在诗中追求禅理、禅趣；诗学理论深受佛学影响。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对晚唐五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也进行了一定的了解。主要参考了《 晚唐诗风》、《唐代文学史》等。文学的发展和兴盛往往跟所在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情况息息相关。晚唐时期，大唐王朝在经历了无限的辉煌之后开始由盛而衰，处处暴露出难以挽回的衰败颓势。伴随着国运的衰微，晚唐诗歌也难免出现日渐浅薄的情况。历代诗评家谈到晚唐诗坛，无不一言以蔽之日:“诗风衰敝。”然而清代大诗评家叶燮说:“晚唐之诗，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笼边之丛菊，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为美乎?”叶燮以秋花的幽艳晚香之韵喻晚唐诗歌，可见晚唐诗别开生面。其实，这“秋花”之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即是晚唐诗歌的一种自我意识的表现。晚唐诗人思想不受拘束，创作就不限成法。晚唐诗歌的创作，强调的是广泛的师承，从思想到形式，不囿于一个格局。李商隐就是一个代表。他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时，很有激情地说:“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古今，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怀疑儒学，动摇儒学独尊的地位，这正是晚唐诗人思想解放思潮的哲理思维。因此，他们诗中个性特色、主观性的创作倾向，更加鲜明了。他们的创作转向写个人情思，视野内向，很少着眼于社会疮痍，主要着眼于表现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表现个人生活情趣。与盛唐相比，时代精神此时已不在边塞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他们从平凡中发现自己的价值，从自身寻找失落了的尊严，从创作里表现与传统不一致的思想观点，致使晚唐诗坛在秋风夕阳下开出了一朵自我意识的“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