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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回顾1、国内研究（1）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现状首先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合度较好，但就业单位差异性大。在温州综合改革课题组（2013）的调查中近半数新居民认为就业机会均等，且就业待遇公平，但是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稀缺、新旧居民呈现区隔型就业[1]。其次，社会融合度一般，隔离型特征突出。钱正荣（2010）发现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主要是以血缘、地缘等同质关系建立的，流动人口交往对象主要为亲戚和老乡[2]。再次，文化与生活方式融合度不高，归属感不强。悦中山（2012）表示从文化融合来看：农民工希望保持自己家乡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从农民工和市民的方言掌握情况的分布来看，市民中会说当地语言的比例显著高于农民工的比例。说明农民工在地域文化上的融合水平还不高[3]。最后，制度融合度低，社会保障缺失成主要问题。关信平（2014）在对流动人口的政策进行分析时发现虽然流动人口问题已经得到中央的重视，保护流动人口基本经济与社会权利的政策已经基本确定，但是我国流动人口政策方面存在着基本方向上的偏差，也没有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而且缺乏长期目标[4]。2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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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基本特征方面对社会融合产生影响的主要有四个因素：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其中性别和教育程度对社会融合的影响，大部分学者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陈湘满，翟晓叶（2013）等众多学者都认为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不仅融合意愿较强烈，而且社会融合度也较高[5]。谢建社、罗光容（2015）等研究都表明：教育程度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文化水平越高，社会融合度越高[6]。但年龄和婚姻状况的影响依旧存在争议，可能原因为各学者实证分析的基础不同，调查地区、被调查者的年龄范围都会产生差异。
家庭也会对社会融合产生影响，大部分学者从家乡的土地、住宅和与老家的联系来分析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少数学者考虑到家里老人的数量这一因素，发现家中有需要赡养的老人会对社会融合产生不利影响，因为会增加融合的成本。同样的，孩子也是社会融合的一个影响因素也很少被考虑到，但部分学者直接将其作为研究对象。
在研究流动人口的经济条件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时，就业身份和收入是学者们较多使用的影响因素，也有关于住房对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张文宏，雷开春（2008）指出私营企业主、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甚至普通白领的总社会融合程度都高于蓝领工人[7]。罗仁朝（2008）认为住房条件越好，流动人口越会感觉融入城市较为容易。完善流动人口住房供给机制，改善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住质量应是今后一段时间流动人口问题的重要切入点[8]。论文网
在社会交往方面，现有研究成果主要从两方面分析社会交往这一影响因素，一是流动人口主动参与社会活动、与流入地市民交往，二是流入地市民对流动人口的包容接纳程度。在流动人口与市民交往方面，邢朝国、陆亮（2015）将北京市民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情况作为自变量，发现随着社会交往水平下降，北京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社会距离逐渐拉大，即社会交往水平增加有利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9]。在本地市民的接纳方面，杨菊华（2015）指出本地市民的包容和接纳有助于推升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10]。
2、国外研究
（1）理论研究部分
在国外没有流动人口这一群体，国外学者主要研究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迁移被分为不同的模式，Bernard J（2000）揭示基于动机的两种不同模式的迁移，呈现出外来者与村社之间的关系类型，向村庄迁移的主要是为了追求良好的生活环境，向城市迁移是为了获得工作机会和物质财富[11]。Chan K B等（2013）则开发五个新的促进社会融合的理想类型：一是通过直接的规定同化移民，即单方面地对移民进行教育与培训；二是通过多方向的形式主义同化移民；三是通过分段退却同化移民，分阶段慢慢退去移民原有的不适应迁入地的生活习惯、价值观等；四是借鉴创新的跨国移民[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