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流动人口群体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于流动人口的研究，在数量上，相比社会科学领域其他课题方向的研究要少得多，且主要是从人口学的角度出发并展开研究的。具体来讲，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动人口的迁移过程上。陈金永提出1982年后城镇人口增长和城乡移民已形成新基线，并认为户籍制度并不是减缓人口流动的阻碍[2]；马忠东、梁在等人发现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在20世纪90年代，是欠发达农村地区实现收入增长的重要途径[3]；常盛韬甚至指出农民进城务工的原因是极其单一的，即改善自身收入情况[4]；杜鹰则认为，农民进城务工提高收入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及农村发展阶段存在的内在矛盾[5]；范芝芬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分化情况加重，流动人口自发完成了高效的人口再分配并大量往东部地区聚集，并指出资本zhuyi世界的移民理论或许同样适用于中国国情[6]。82473

以当时的眼光来看，这些研究都为流动人口问题在中国的理论研究发展作出了长足的贡献。但同时也必须指出，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普遍存在相当的局限性。一方面，由于当时的视野和理论发展限制，学界在这一领域上研究的问题相对集中，多数都选择在户籍制度的大框架下，讨论流动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及其动机，进而展开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利弊分析；另一方面，由于有效研究资料的匮乏，学界多依赖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流动人口问题展开研究，研究方法也多停留在简单的定性和描述性分析上。论文网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及国内外交流的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跳出既有框架，针对流动人口问题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朱宇基于2002年、2006年的2次调查数据，提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流动人口居留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并指出绝大多数流动人口最终都会选择回到故乡生活[7]；陈程、吴瑞君将流动人口的概念扩展到海外移民，根据他们对海外回流移民的调研结果显示，近40%的海外回流移民有强烈的留沪发展意愿，这一群体本身的学历和职业及相关政策对该群体的倾斜程度都显著影响了他们的最终决策[8]；肖昕茹、丁金宏则通过Logit模型分析了上海市闵行区流动人口的居返意愿，提出被试本人的收入、职业、家庭情况以及社会融合程度都会对其居返意愿产生显著影响[9]；在此基础上，以余运江为首的一批学者提出上海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度虽高，融合质量却并不尽如人意，其主要影响因素中除了基础的个人特征及经济因素外，还包括了制度安排（尤其是参与社会养老保险情况该因素）[10]；谢霏雰、陈宏胜等学者则试图从“幸福感”这一角度对上海市流动人口进行研究，发现该群体普遍存在“幸福感低但居住意愿高”的现象，同时也验证了养老保险、家庭收入等因素对居留意愿的显著影响[11]。

这一阶段的研究无论是在广度或是深度上，相较上一阶段的研究成果都有了较大的进步，堪称百花齐放。学者的研究从政策制度的影响拓宽，讨论了个人层面、家庭层面甚至社会融合层面因素对流动人口迁移的影响。尤其是“返迁”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说是从研究假设的层面上对之前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颠覆。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学界也越来越不满足于旧有的描述性分析框架，转而设计出更科学、更合理且更具针对性的调查问卷，通过更准确、更可靠的回归方法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然而，尽管这一时期的研究已经从国家层面逐渐细化到各个省、市、自治区，“流动人口”这一概念仍然约等于“农民工”，鲜少有专门针对农民工以外进城务工人员（如大量外地户籍白领等）及在外地求学的学生群体的调查研究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