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学生就业情况研究

从上文中提到的，针对海外回流移民的研究来看，不难发现，“海外回流移民”和“农民工”虽同属流动人口大类，但影响其居留意愿的因素有着相当程度上的区别。由此提出疑问，即难以确定，“农民工”、“外地户籍白领”及“外地户籍学生”这三类“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是否趋同，影响其居留意愿的主要因素又是否一致。

因而，专门针对外地户籍学生这一群体居留意愿的研究就存在其价值。但事实上，即使是在上海，针对这一群体的调查研究也是极少的。现有研究更多地关注了毕业生就业情况问题上，且根据研究对象不同可分为两个大类。

第一类将研究对象设定为整个大学毕业生群体。卢珊、王琼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分析毕业生流动距离特征，推导出毕业生就业地基本引力模型[12]；李峰亮等通过研究硕士生就业数据，提出北上广浙等发达城市更受硕士毕业生欢迎[13]。

第二类则聚焦在上海高校外地学生这一群体上。陈鹏从城市自身特点的角度分析了上海市研究生就业地域不平衡及其就业压力大但就业情况良好的原因[14]；裴菁研究了在上海就业对毕业后起薪的影响，证明了薪资收入高是多数高校毕业生（尤其是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毕业生）选择在沪就业的主要因素[15]；余梅玲等人将影响非户籍大学生留沪意愿的因素概括为社会、他人和自我三个大类，提出认为在上海能享受到发展机遇且语言沟通相对顺畅的大学生更愿意留沪发展[16]。

这些研究本身关注的视角与研究流动人口的基本视角都略有差异，其研究方法也未能用到现在主流的统计学模型，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三)国外流动人口相关理论

国外的流动人口研究通常采用了国际移民组织关于流动人口的定义，即认为流动人口是指跨越了国际或省际的人口。部分学者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认为，与迁移距离长短、人口组成结构无关，流动人口包括了任何形式的人口迁移，可以泛指所有进行了迁移行为的人口[17]。

在此基础上，国外学者分别在以下三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各自的见解。

新古典经济学是最早被用来解释流动人口及其行为的理论之一[18]。它认为同一劳动者在不同地区能够得到的工资、福利之所以存在较大差异，是由于劳动力市场本身的不公平性[19][20]。正是由于这种不公平性的存在，才导致了流动人口从收入偏低的劳动力过剩地区流入到收入较高的劳动力需求旺盛的地区。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理论假设，即人们有追求更高经济收入和更好生活的本能需求，奠定了“推-拉模型”的理论基础[21]。“推-拉模型”将流动人口的流动决策理解为推动和拉扯两种因素的协同作用。其中，推动因素，如人口增长、贫穷、人力资本投资等，会激励其流动；拉扯因素，如就业机会、人力资本运用等，亦鼓励其在流入地长期停留。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著名的刘易斯城乡二元经济理论和Michael。P。Todaro的迁移模型[ 托达罗模型，即基于预期收入差异论的一种人口流动模型。其中，L为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数，y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w为城市实际工资水平，r为农村实际收入，p为就业率。]（L=f(y)(f ' >0),y=p*w-r）上[22]。

显而易见，“推-拉模型”中主要关注了人口流动过程中经济因素的影响，不少学者则在此基础上提出，应该充分考虑环境约束力及机会对其作用，即所谓“环境效应”，具体囊括了环境、文化、政治、宗教等在内多种影响因素[23]。国内学者王潇、宋吉星对“推-拉模型”及“环境效应”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和归纳后认为，人口增长、收入情况、人力资本投资及居住条件、退休养老、气候变化等都是人口流动的主要推动因素；就业机会、人力资本运用、社会网络、宗教及生活方式、农村人口城镇化等是常见的拉扯因素[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