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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化层面来说，越来越多的学者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站在文化多元的立场上，客观地探讨社会工作西方价值基础的局限性，切实地带着批判的眼光分析其在中国的适用性[ ]，并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传统文化。王春霞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家庭式的亲情价值观，中国传统的消极求助心理，以及传统的乡邻情谊对社工实践的影响[ ]，这其中有很明显的基于差序格局的思考。邱心凯等人通过对中国的传统助人思想进行梳理，得出传统助人思想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造成的影响是负面的，这是导致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出现某些问题的背后根源[ ]，但是如何改变传统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推动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却没有提及。段继业通过对中国民间社会的观察提出，宗教与社会工作都具有“助人”的功能。宗教在中国民间社会长期而有效的“助人”经验，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值得利用的资源[ ]，但是由于宗教的特殊性，其中的一些助人手段在实际的实务过程中常常难以实现。而学者黄耀明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研究，更是达到了一种专门化的地步，著有《试论道家文化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契合与贡献》《试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家文化”情结》《中国佛学精神嬗变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等，在他的多篇论述中都提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明确提出，充分开发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对于社会工作价值观本土化进程的推进是极为重要的[ ]，但是整个庞大的文化系统要如何具体的促进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实现，又是语焉不详的。
反观港台地区，香港和台湾社会工作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稳定和成熟的阶段，而在这之前，也面临着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以香港为例，香港的社会工作者综合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文化背景，也有对西方社会工作理念的反思和挑战，表现在有限制的认定个人自决，在立场、价值观上，持相对保守的态度。如英国教育界对社会工作的价值定位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帮助那些受压迫的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但在香港的社会工作就不那么激进、进步，其教育的态度只有助于学生关注社会公益、关注社会的最底层等[ ]。当然，这其中也有质疑，香港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之顺利与其之前被英国殖民统治有关，香港社会工作的发展除了经济因素的催生外，更多是在殖民时期受英国等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英国殖民统治者在对香港实施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也将西方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移植到了香港[ ]，但也不可忽略，香港在结合本土文化思想的前提下，有选择的接纳了西方的社会工作。
虽然诸位前辈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角度对社会工作本土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但是以传统慈善观念为视角探索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几乎是一项空白。与本文主题比较接近的应该算是港台地区的一些关于佛教慈善的研究，台湾东吴大学社会学系硕士陈世慧的学位论文《现代宗教的认同形式-一以慈济基金会为例》、丁仁杰的《社会脉络中的助人行为---台湾佛教慈济功德会的个案研究》、卢蕙馨的《慈济志工行善的人情脉络》、彭俊亨的学位论文《组织符号之研究非营利组织---慈济功德会的个案分析》[ ]等，对于本文而言倒算是一种灵感。而国内研究更多的是以社会工作的专业视角来介入到中国的慈善事业，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的相关学术篇章倒存在一些。学者罗竖元提出，现代慈善事业只有与专业社会工作的融合才能促进其良性发展。这是因为专业社会工作者在推进慈善事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并详细阐述了社会工作在其中所承担的若干项职能。陈涛等人更是直接指出，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是现代慈善活动发展的内在要求。分析专业化社会工作对现代慈善活动多方面的作用，来阐明两者的同源性和后者作为前者之现代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 ]。而笔者所研究的内容正与之相反，在笔者看来，中国本土的慈善事业作为一项助人活动，在社会工作传入之前，一直承担着社会救助、救济的职能，自社会工作传入之后，它的部分功能与慈善事业相重合，但是社会工作比之慈善事业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但作为“外来户”的社会工作要在中国立足根基，长远发展，就必须要吸收和借鉴慈善事业本土化操作的模式，同时也以其更科学的方法和手段让慈善事业“老树再发新枝”。所以在本文中，中国传统慈善观念要通过其本土性来帮助社会工作实现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