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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完善,学者们开始研究新兴金融市场。
Blackman (1994)等人研究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的17个股票市场,认为80年代的股票市场联动性显著增强。Hung 和 Cheung(1995)证明东南亚五个新兴股市 (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美元计价的股指的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显著。Jorion & Goetzman (1999)提出大量资金将逐步流入新兴市场以求更高的投资回报,在这过程中，新兴国家的金融市场将不可避免地增强与全球主要证券市场的联动性。Janakiramanan & Asjeet (1998) 研究环太平洋地区股市,提出发达国家对新兴市场具有引导性。Cha & Sekyung (2000)以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为样本,得出这些地区与日本、美国股市间的联动性在1987年后增加,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更加显著。Robert Johnson & Luc Soenen (2003) 运用 格 文 科 同 期 反 馈 法，选取 1988 –1999美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加拿大、秘鲁、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股市数据，得出美股与其他国家的关联性显著，而且，美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可以增加其联动性，而提高双边兑换率则会对股市联动性有着负面的消极影响。Abd.Majid (2005)指出亚洲股市正在融入国际金融,其与美国、日本股票市场的联动性逐渐增强。然而，Lucey (2008)却表明，俄罗斯与发达国家市场在较长时间跨度内没有显著的联动性。
3 国内文献回顾
国内对中国股票市场市和外国股票市场之间的联动性进行研究，研究对象多限于中国与美国股市、中国与香港股市、中国沪深股市之间，而研究方法大多是协整关系、VAR模型、格兰杰检验、方差分解等。
在沪深股市间的联动性研究方面，史代敏(2002)通过协整分析表明沪深股市是存在长期稳定的联动关系。赵留彦、王一鸣(2003)利用对境内投资者开放B股事件，研究A、B股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结果表明, A股对B股存在单方向的溢出效应。陈守东、陈雷、刘艳武(2003) 分析沪深两市的相关性,发现深市对沪市有显著的单向溢出效应,且均存在风险溢价。
在中国与国际股市的联动性研究方面，郑湄、苗佳(2004)利用Johansen 多变量协整检验来研究中国股市与国际股市间的联动关系，结果表明， 2003 年，深圳股市与香港股市之间、香港与美英股市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而沪市、深市、香市及发达市场之间均不存在协整关系。薛慧如(2009)通过VAR-BVGARCH模型, 分析1990年到2009年中美股市股市的溢出效应,认为美国股市对中国股市有显著的单方向的溢出效应,且逐步增强。陈红、王伟（2010）利用单位根检验、相关性分析、协整检验和VECM 格兰杰因果检验等，研究金融危机期间的香港、中国和美国股市，发现三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且美国股市是中国和香港市场的格兰杰原因，港股是大陆股市的格兰杰原因。王永巧，刘诗文（2011）采用时变 Copula，分析了我国大陆股市与世界主要股市间的风险传染。得出结论，我国股票由于其他股市的影响而产生剧烈价格波动的可能性较小，基本上不存在风险传染效应。郭文伟（2013）利用四种股票风格资产与中国债券的日度数据，构建DCC-MVGARCH模型，分析变联动性和结构突变点，结果表明: 随着资产规模的下降，这种时变联动性提高，但波动性却下降。郑德珵, 孙路, 陈哲（2013）通过对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前后比照，对国内与英国、德国、美国、、香港日本股市之间的联动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次贷危机以来，主要股市联动性显著增强，且这种市场联动性内在机制是行为金融情绪(微观) 、资本市场政策和机制(中观)、宏观经济(宏观)三位一体的。李川, 贺莹, 林宇(2014)运用ARFIMA-FIAPARCH-Mcopula模型，拟合亚洲新兴股市收益率的边缘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国股市的长记忆特征非常显著，且仅与新加坡、韩国股市的联系较为密切，存在风险传染的可能。张仕洋（2015）在沪港通推行的政策背景下，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检验以及DCC-MGARCH模型，证明沪深港股市间在不存在长期联动性，但短期的联动性不断加强，相关关系呈现时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