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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文化多元主义角度看西方民族社会工作研究
关于文化差异或多元文化这方面的研究，起源于对美国“熔炉论”的反抗。“熔炉论”要求各民族和文化群体放弃其民族特性，全面融入到美利坚民族之中。面对“熔炉论”对各民族文化的忽视，犹太裔美国学者卡伦提出了反对同化的多元文化主义，即要重视各民族的文化差异，保护少数族群的权利。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文化多元的趋势愈加明显，社会工作也逐渐开始对这一趋势做出了回应。英国学者莱昂斯等人认为，面对“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社会工作者必须要关注人类的多元文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美各国在社会工作领域大力提倡民族社会工作的“文化敏感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戴拉德•苏（Derald Wing Sue）就提出，对文化的重视是开展社会工作的重要原则，而对多种文化的了解就应该贯穿社会工作服务过程的始终。同样，美国学者杰瑞•V•迪勒（Jerry V.Diller）也强调了文化胜任力对于为少数民族案主提供服务的社会工作者的重要性。查尔斯•H•扎斯特罗也认为民族社会工作者应该时刻保持一定的文化敏感性，努力了解案主的社会文化背景，并提出了民族敏感的社会工作实务。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在其颁布的伦理
守则（1999年）中明确地说明如果社会工作者没有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技巧和能力而为广大少数民族群体提供与文化相关的服务那将是极其不道德的。总之，随着整个全球社会对民族歧视与压迫的强烈反对，在民族社会工作研究领域，更多的学者是倾向于一种多元文化或跨文化的研究视角，并且更加重视和强调社会工作者的文化胜任力。
2国内学者对民族社会工作的研究
国内关于民族社会工作的研究发展较为缓慢，目前的成果也并不是非常丰富。20世纪40年代，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李安宅深入到华西民族地区开展研究工作，后来撰写了《边疆社会工作》一书，成为我国民族社会工作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在书中，李安宅指出当时政府对边疆地区的工作方法与这些方法的弱点和不足，为我国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令人惋惜的是，由于历经了一系列的劫难，自此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的民族社会工作研究基本上处于一种空白的状态。21世纪伊始，在国家对民族问题重视和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之下，国内许多社会工作学者开始关注民族社会工作的研究，陆续有一些民族社会工作探索性的文章在杂志上刊登。由于我国的民族社会工作尚处于一个起步阶段，所以这些文章比较集中关注的仍然是民族社会工作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民族社会工作服务对象和地域的界定、民族社会工作的研究视角、民族社会工作与其他相关学科的概念区分等等。
（一）民族社会工作服务对象与地域的界定
目前，国内学者在民族社会工作服务对象和服务地域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争论，而这一争论的结果则会直接影响我们对民族社会工作概念的界定。关于民族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与服务地域，早期研究民族社会工作的学者将其界定为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针对少数民族人口的助人工作，我国民族社会工作研究和实践的范围就相当局限了。在这个时候，郑杭生、李林凤等学者则将民族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范围扩展至所有的少数民族个人或群体。之后，王思斌在其研究中不仅强调以少数民族群体为服务对象，同时也关注到了少数民族的周边环境。为了打破对象与地域之争这一僵局，拓展民族社会工作的研究视野，王旭辉等学者提出了跨越边界的民族社会工作，即要扩展民族社会工作的服务人群和范畴，加强不同主体间的交流与合作；任国英和焦开山则在民族社会工作的基本概念中强调民族社会工作范围以民族地区为主亦包含城市中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民族社会工作的对象虽以某一少数民族为主但亦涉及所有民族成员。从我国民族社会工作的整个研究脉络来看，关于服务对象和地域范围的界定，总的来说呈现出了一种逐渐扩展的趋势。这一趋势体现出我国民族社会工作研究视野的开阔，但也存在着扩大化的问题，即有可能将“跨边界”转变为“无边界”，最终导致民族社会工作失去其社会工作独立分支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