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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既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文学家，并且是曹魏后期文学的一位代表，他的作品备受众多文人学者的争议。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众多文人学者对他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关于曹丕的研究与作品也越来越多。纵观有关曹丕征役诗的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44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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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曹丕征役诗作品的研究方面，大量文学家们对曹丕的作品做了校注以及翻译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多出现在二十世纪之后。代表性的有黄节的《魏文帝魏武帝诗注》（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版改为《魏武帝魏文帝诗注》），这篇著作较早，在这篇注中就是简单地对其诗作进行注解，没有过多其他的描述，内容较少。在余冠英的《三曹诗选》中，余先生只选取了曹丕部分诗作，对其进行注解和翻译，几乎没有涉及到有关征役诗的作品，更没有对其进行研究。但在之后，在夏传才的《曹丕集校注•序》中，他就把曹丕诗歌分为了四类，其中一类便是关于军事活动和政治思想的诗作，夏先生把有关征战的这类诗单独分为一种类别，并叙写了一些内容，但是在他的叙述中，对其征役诗的研究并不深入，也不具体。在二十世纪末，傅亚庶的《三曹诗全集译注》里，傅先生通过对“三曹”的诗的对比，提到了曹丕的《黎阳作》代表的是描写变乱的现实，而《饮马长城窟行》和《至广陵于马上作》只是表现出他个人的远大抱负与理想，其次便是对他的诗作简单地注解，并没有对曹丕征役诗的具体特色进行详细分析。在二十一世纪时，有关曹丕征役诗的注解更是简单如此，但是其中有关曹丕征役诗的叙述比较全面的便是魏宏灿的《曹丕集校注》，在他的这部著作中有提及“曹丕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人生艰难冲击着他的心灵，并在情绪上引起了热烈的回应，曹丕以这种心绪伤时言志，自然唱出沉厚郁勃的人生调子。”其后还提到了《陌上桑》、《黎阳作》、《令诗》分别是表现征夫弃乡离井、征途艰难险阻以及民生疾苦的作品。在魏宏灿的这部集注中论文网，把这些战争诗的有关来源，相关的历史信息都陈述出来，还对其进行注解，内容较详细，跟征役诗有相关联系。但是魏宏灿认为这些类似的作品只是曹丕伤时言志的作品，他也并没有对其进行具体以及详细的研究，叙述不详实。
其次，有关曹丕诗歌题材、思想内容等方面的研究状况也有很多。一是在题材方面，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对曹丕诗歌评价较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认为：“由于曹丕在思想上与大贵族官僚地主们的接近，以及他后来大半生都过着宫廷游宴的生活，因此，他的诗歌反映的生活面就比较狭窄，艺术风格不免流于纤弱。”此论代表了当时学界的普遍看法。这类看法只是对曹丕诗歌中某一部分做的评价，有失全面，其中还带有个人主观色彩，认为他的诗风是狭窄的，确是片面的看法，他们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曹丕征役诗的特色，所以他们的评价并不客观。到了新时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这种状况，徐定祥在《论曹丕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载《建安文学研究文集》，黄山书社１９８４年版）中说：“曹丕的诗歌不仅题材不狭窄，而且有的直接地较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他的游子思妇、爱情篇章不仅从侧面反映了动荡乱离的现实，而且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理。”他还认为曹丕的一部分诗歌中表达了“积极的政治态度和豪迈的情怀”。徐公持《魏晋文学史》把曹丕诗歌题材分为三类“即纪军事、述游宴、拟写各色人物”，对这些作品的描写较细腻，他认为军事方面的描写是诗人从自己的经验角度叙写的。郭预衡在《中国文学史》中也提到了曹丕的游子行役，认为这类诗寄托的是人生飘零、人生如寄的感慨。他们对曹丕的征役诗方面的理解都是代表着苦难和哀伤，却没有看到曹丕征役诗豪迈而慷慨的一面，对其评价都比较片面。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对曹丕诗歌题材的分类是：宴游诗、抒情言志诗、征人思妇相思离别及思乡之诗。其中抒情言志诗中有描写行军艰难之作，以及曹丕想要一统天下，拯救民生于水火之中的愿望。每个人的思想和观点不同，因此对其分类也不同，但是就以上的分类来看，众多文学家们对曹丕征役诗的题材并没有做系统的具体的客观的统一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