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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思想内容方面，胡国瑞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认为，曹丕的诗歌绝大多数是表现“游子他乡，人生如寄”感情的乐府，其五言诗内容大致包括对不幸妇女的同情，描写出师盛宴以及宴饮享乐生活这三个方面，也没有涉及到对征役诗方面思想内容的介绍，研究较片面。陈飞之在《曹丕诗歌的内容与风格》中针对当时曹丕多写男女相恋和离愁别绪的说法，他提出了“在他现存的四十多首诗歌中”，“那些忧时悯乱、招贤宴贤的社会时事诗，却占了四分之三以上”。此文论证也较详实，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陈飞之表现出一种有意大力提升曹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溢美之嫌，这样也是不客观的，主观性评论太强。许善述的《子桓以下，纯乎魏响—也谈曹丕诗风之变》认为曹丕在诗歌创作的内容上延伸到了社会生活的更多方面，类似纨绔子弟的游荡生活、贫困子弟心中的不平、弃妇的哀怨、兵士行役之苦等广泛的社会内容，这其中也涉及到了兵士行役，虽然也与不足之处，但是相较来说还是较全面的。还有章新建的《曹丕诗歌的写实精神》也涉及到曹丕征役诗方面的内容，他提出：“曹丕诗歌真实地描写了出征战士的盛况”和“战争给人带来的苦难”，“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中贫富悬殊的现实。”这只是对曹丕征役诗一方面的内容，并没有提到曹丕的征役诗还反映出其他方面的内容，比如表现了诗人自己的雄心壮志以及对士兵们的威武气势的赞扬之情等，章先生的评价也是较片面的。
再次，有关曹丕诗风的研究。唐人吕温在《裴氏海昏集序》中提到：“魏公子为南皮之游，以浮华相高，故其诗傲荡骄志，胜而专，勤而不安。”这里他用古文家的眼光对曹丕诗歌的批判，也包含着他对建安诗歌的贬斥，他批判曹丕诗歌的浮华与傲荡。吕温只是看到了曹丕诗歌中或者建安诗歌中的一部分关于宴游、享乐之作，但是不能以偏概全，建安诗歌中还有很多是关于战乱以及关注民生疾苦的诗作，这些诗作感情真挚、语言质朴。明朝钟惺云：“文帝诗便婉孌细秀，有公子气，有文士气，不及老瞒远矣。然其风雅蕴藉，又非六朝人主所及。”可以看出钟惺对曹丕诗风的看法，曹丕的诗歌作品中确实有体现公子气，虽然感情真挚，但是其征役诗的气势却不及曹操战争行役诗的豪迈。清朝沈德潜也说过：“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对曹丕诗风的评价较客观，同时也得到了当时文学界的认可。二十世纪后，傅正义的《“三曹”诗歌异同论》认为曹丕诗歌“多公子气，儿女柔情”，风格“婉约纤细，悱恻缠绵”。裴登峰、龚国真在《曹丕诗歌的阴柔之美》认为“曹丕诗最动人之处在于其诗悲婉凄清、秀雅低回的风格。”他们对曹丕诗歌的风格的很多评论，都得到当今许多人的赞同，曹丕诗风确实比较哀婉又动人，但是它们的评价都有失偏颇，他们对曹丕的宴游、享乐之诗关注太多，从而忽略了曹丕征役诗方面的特色和风格，曹丕征役诗中也有表现豪迈、恢宏、大气磅礴的气势，但大多人都以偏概全，对曹丕诗风的评价并不客观，也没有多角度对其分析和深入研究。
最后，关于曹丕的生平和仕历研究上，第一本完备周详的曹丕年谱是张可礼编著《三曹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版）。而后有易健贤的在贵州教育学院学报上发表的《曹丕年谱》，对曹丕的生平及一些作品写作年代做了简单的考订和整理，还有魏宏灿的《曹丕集校注》的最后，也附上了“曹丕年谱简编”。这些年谱的考订和整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