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关系的研究，国外早已起步，且多数文献研究表明，货币供应量与股价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以美国股市为例，Roberto Rigobon和Brain Sack对货币政策和股市进行研究后得出，前者对后者的反应十分强烈。相反，国内学者的研究却出现分歧。很多学者指出国外研究成果的一致性是基于其所在国成熟的股票市场，相比之下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时间较短且市场秩序比较混乱。虽然各位学者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但这些研究对于我国货币当局调控股票市场以及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65947

国内对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相关关系研究起步较晚，大多始于亚洲金融危机后。但对于货币政策在股票市场中的传导作用以及货币供应量与股票市场关系的这一问题，有不少学者已经做了一定的研究工作。从研究的视角看，现有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主要关心股票市场对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更多地在探讨宏观经济政策要不要把股票市场作为决策因素之一加以考虑，而另一类则主要关心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对股票价格的影响。

迄今为止，专门研究我国股票价格受货币供应量变动影响的还很少。钱小安（1998）是国内较早对此两者进行关系研究的学者。他应用静态回归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对相关年份货币供应量和股市价格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考察, 发现沪指、深指与M 0同方向变化、与M1无关、与M2方向变化, 相关性较弱、稳定性差。而之后的学者多用时间序列的经济计量分析法进行研究。不同学者对数据的处理方式，研究方法不同，也造成了研究结果的不一。本文主要选取近五年来的文献研究进行综述。

段进，曾令华，朱静平（2007）应用脉冲响应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货币供应量（包括M0、M1与M2）对股价指数的影响力较小并影响的方向不确定。这也就是说，货币供给量不是股价指数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从而得出我国货币政策不具备调控股票价格的能力。史焕平，牛静妮（2009）也利用相同的数据分析方法检验了1998年1月至2007年12月的数据，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卢艳茹( 2007) 直接指出两者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于宁锴（2011）利用2004年1月到2010年10月对上证指数收盘价和和M1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股指和狭义货币供应量存在着微弱的反向关系，而格兰杰因果关系得出的结果是股价是货币供应量的格兰杰之因。余澳，李恒（2012）应用脉冲响应分析得出，货币供应量是能够对股价形成持久而深远的影响的并且两者之间同方向变动。薛永刚，曹艳铭（2008）除了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预测方差分解之外，创新应用了HP滤波、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得出我国货币政策变量与股价之间存在不完全双向因果关系；这种不完全性主要体现在M1不是股价变动的原因，M2在一定程度上是股价波动的原因。M1的构成中，流通中的现金以及企事业单位的活期存款变动会造成股价波动，而股价波动对其没有反馈作用。股票价格对货币政策变量的反馈作用强于正向传导作用——说明股票市场的波动领先于货币供应量。我国货币供应量对股价的作用力度比较小。李海波，孙蓉，史本山（2011）对货币供应各层次变量和股票价格指数进行了一系列的时间序列特性检验后却发现货币供应量数据领先股票价格指数的变动。论文网

孙云玉（2009）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的协整得出结论：股市价格与不同层次的货币供应均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不同层次的货币供应对股市价格的影响是不同的，其中M1对股市价格影响最大，M0次之。沈昊驹，聂明（2010）也应用相同的计量分析方法，但得出的结论却是：M2对股市价格波动影响最大，M1次之，M0影响最小，但影响程度均相对较低。该文同时提出：从货币供应量对上证指数和深证指数的影响来看，货币供应量对深证指数的影响比上证指数大。黄新奇，邢秀凤，张文芳（2010）用Granger因果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检验了货币供应量和上证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结论同样是：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刘春旭，张则辉（2010）将货币供应量与沪深股指作为代表变量纳入货币金融系统内进行分析，建立适当的三阶VAR模型后进行分析，同时对数据进行Johansen和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货币供应量体系中M0、活期存款、准货币各自与沪深股市之间都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货币供应变量中，流通现金可能是沪深股市变动的原因，活期存款对沪深股指的影响不显著，由银行定期存款、储蓄存款以及各种短期信用流通工具等构成准货币对沪深股指的影响最不显著。卢艳茹(2007) 和王毅冰（2010）的研究结果同样是我国各层次的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波动之间都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中央银行不能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影响股票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