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彩云、王裕明、高艳杰从经济学、社会学和社会保障学三个角度对退休老人再就业进行理论范畴的解释，通过对上海长宁区、松江区的185位退休老人进行再就业意愿的问卷调查，归纳了再就业的职业分布，从个体、意识、制度三个层次进行影响因素的阐述，并对上海提出的柔性退休年龄政策的实施进行初探，为上海适当的调整该政策提供参考依据[1]。万芊通过对上海市退休老人再就业情况调查，认为现在不是考虑“是否应该推进退休老人再就业”，而是急需回答“如何推进”这一问题，根据其调研结果提出推动退休老人再就业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转变观念，强化老年人再就业意识。其次，要健全法制。再次，为老人再就业提供法律保障。再次，要完善政策措施，提高老年人再就业的积极性。最后，要建立新型退休制度，促进低龄老人继续就业[2]。国外已有多个国家适当调高退休年龄以减轻社会和政府的负担，我国法定的退休年龄相对较低，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顾彤、刘文娇、凌冰瀚从人力资源的循环再利用、维持养老保险基金的平衡以及提升老年人晚年生活水平三个层面阐述退休老人再就业的意义，也通过对退休老人再就业意愿的调查分析，发现退休老人再就业存在以下问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再就业信息不完善，企业歧视年龄情况严重，老年人与年轻人就业之间有矛盾[3]。田立法、沈红丽、赵美涵、张婉婉以天津市为例，对市内六区的退休老人进行抽样调查，得出以下结论：老人年龄越大，老年人再就业意愿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老年人再就业意愿越高；退休前在事业单位工作的老人再就业意愿小论文网，退休前职业不稳定的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强；退休后的收入不能满足日常开销或子女支持其再就业时，老年人会选择再就业。此外，退休前从事管理岗与从事非管理岗的老年人在再就业意愿方面差异性不显著；男性老年人与女性老年人在再就业意愿方面差异性不显著；健康状况对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影响也不显著[4]。张文娟认为对局部人群的研究无法全面揭示老年人的劳动参与行为的城乡和性别差异，经济压力和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劳动行为的解释力也无法判断，因而她选择对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探讨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险等因素对城乡老年人劳动参与可能性的影响，验证经济压力和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劳动行为的作用方式,探寻个人和家庭因素对城乡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及性别差异[5]。江维通过对北京市朝阳区的调查数据的分析，认为老年人的退休年龄、性别、自身经济状况等因素都对其再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6]。丁志宏认为退休老人的精神需求问题日趋严重，研究分析了退休老人各层次的精神需求[7]，而退休老人再就业可作为满足退休老人的精神需求的有效途径。75117

笔者认为以上提到的现状与问题不仅是上海、天津等地区存在的，而是整个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研究者们的着眼点各有特色，却也有很多共通之处，这些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参考方向。笔者坚持认为地区之间的差异必然存在，有必要进行地区性的调查研究，以便为地区的退休老人再就业的相关问题提供参考信息。

参考文献

[1] 刘彩云,王裕明,高艳杰。上海市退休老人再就业意愿分析研究——仅以长宁区、松江区为例[J]。劳动保障世界,2012（04）:40-43。

[2] 万芊。城市低龄老年人再就业促进研究——基于上海市的调查[J]。社会科学研究,2013:114-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