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从效用理论出发，推导了影响中国对东盟的农产品出口模型，并进行回归模型检验而从模型回归结果得出结论：中国GDP、东盟GDP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产生着显著性影响，但两者的影响方向相反；伴随着东盟关税税率的下降，中国农产品出口东盟在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则取决于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农产品替代弹性和距离成本的变化；中国农产品平均贸易成本与中国对东盟的农产品出口呈现同方向变化，东盟农产品贸易成本则与中国对东盟的农产品出口呈反方向关系；而从CAFTA和WTO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上来看，CAFTA和WTO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有着正向的作用，但是，CAFTA的作用弱于WTO对其的作用[2]。鞠海龙、邵先成（2015）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减贫合作的特点及其不足，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如何深化此类合作提出了相关建议[7]。胡超、王新哲（2012）运用非参数的Malmqusit指数法对1991-2007年期间中国-东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及其构成的时序成长特征进行了研究和比较，分析了中国-东盟农业生产

率增长、技术进步与效率变化，得出了结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有利于农业生产率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中国与东盟各国农业生产率会因此得到快速增长，从长远角度看，会提升中国与东盟各国农业品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8]。胡超（2014）分析了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的总体特点；农产品贸易在经历了自贸区建设的“蜜月期”，尤其是“零关税”政策刺激之下的大幅增长后，开始面临优惠政策激励效应递减、制度红利消耗殆尽的问题，从加强沟通、构建信息平台、加强技术交流三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9]。蒋兴红

（2003）采用实证分析法，通过大数据采集与分析，分别从整体和从各个国家角度分析了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关系，研究了中国与东盟贸易发展的有利条件和限制因素和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建立的必要条件，提出了促进双方经贸发展的相应对策

在第二类研究中，顾海旭、相洪波、李娜（2015）从地缘、资源、经济、合作关系等方面分析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在矿产资源领域合作的优势；指出了丝绸之路战略提出后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矿产资源合作面临机遇：互联互通领域建设加速、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分析了面临的主要挑战：南海问题争端，东盟各国矿业投资环境差别性大，既有合作制度、机制还有待充分发挥。并为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矿产资源合作的建议：营造安全稳定的地区环境，深化务实合作；根据东盟各成员国产业结构、矿业优势，加强国别合作；充分利用地区内既有的合作平台和机制[4]。陈彤（2015）具体分析了新丝路倡议在东盟十国推动的主要政策，结合中国与东盟贸易合作的现状，从制度、文化和安全等方面提出了双方合作需要的创新[6]。曹云华、胡爱清（2015）以中国-东盟农业互联互通合作为研究内容，运用区域公品理论分析了双边农业互联互通合作的动力、合作进程及内容，探讨了影响中国-东盟农业互联互通合作的主要挑战，并提出中国应该积极谋求区域农业合作，与东盟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基础设施、投资、贸易、技术及政策互通为合作路径，形成区域一体化合作机制，提升区域农业合作平台，促进双边合作共赢[15]。吕余生（2013）阐述了深化中国—东盟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分析了中国—东盟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有利条件，从地理位置、历史因素和政策条件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广西省具备的有利条件，提出了建立海上丝绸之路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