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璐、陆勇威和安宝华(2007)通过单独考察“大非”减持情况，发现估值水平是限售股东减持的重要影响因素,“大非”和“小非”的差异、股东的性质也影响着减持水平[4]。楼瑛，姚铮（2008）认为，公司的财务绩效情况是影响减持水平的重要因素[5]。黄志忠等（2009）通过建立模型发现，除了当公司股价被高估而进行减持获利的行为之外,公司业绩情况、公司的巨额对外担保情况和严重的掏空行为也是大股东减持的重要影响因素[6]。朱茶芬，陈超，李志文（2010）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估值越高、公司的前景越差时，大股东越有可能进行减持 [7]。袁渊（2010）考察了公司治理、市场时机、盈利能力以及盈余质量与大股东减持行为的关系，这些因素会影响到公司的价值，公司的治理结构越差、市盈率和市净率越高、盈余质量越低,公司的估值水平越高,大股东的减持动机更大 [8]。张大勇和傅利平（2010）的经验证据表明，公司的托宾Q值、估值水平、限售股解禁数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大股东的减持力度呈正相关，而净资产收益率与减持力度的关系并不显著[9]。俞红海和徐龙炳（2010）通过建立动态模型进行分析,发现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权及公司治理水平对大股东减持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而控制权私利、外部市场回报与大股东的减持行为负相关[10]。刘亚莉和王微（2010）发现大股东的减持力度与短期市场财富效应负相关,当市场处在上涨环境之中时，两者的相关性更为显著[11]。82621

从上述的文献来看，学者们从股权制衡度、持股比例等方面对大股东减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结果是大致相同的：股权制衡度与大股东减持力度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大股东减持力度正相关。 但是在股东性质和净资产收益率对减持行为影响的相关文献中，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从股东性质方面对减持行为进行研究的文献中，俞红海、论文网徐龙炳认为比起政府控股的公司，私人控股的公司减持获利的动机更大。而芦璐等人的经验证据表明，当上市公司的股东具有国有性质时，其减持的可能性就越大。从净资产收益率角度入手的研究中，张大勇等认为净资产收益率对大股东减持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朱茶芬等人认为ROE与减持程度负相关。结合上述信息，我将在下文中结合所收集到的最新数据，再次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参 考 文 献

[1] Jensen, M。，and Meckling, W。．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4）：305-360．

[2] Shleifer, A。，and Vishny, R。 W。．Large Shareholders and Corporate Control[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3）：461-488．

[3] Johnson, S。，La Porta, R。，Lopez-de-Silanes, F。，and Shleifer, A。．Tunneling[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90（2）：22-27．

[4] 芦璐，陆勇威，安宝华。 限售股东减持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 中国会计学会2007年学术年会: 1386-1399。

[5] 楼瑛，姚铮。 财务绩效与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关系实证研究[J]。 经济工作，2008（12）：115-117。 

[6] 黄志忠，周炜，谢文丽。 大股东减持股份的动因:理论和证据[J]。 经济评论，2009（6）：67-73。

[7] 朱茶芬，陈超，李志文。 信息优势、波动风险与大股东的选择性减持行为[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16-173。

[8] 袁渊。 大股东减持影响因素的理论和实证分析[J]。 会计评论，2010（4）：463-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