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浩如是进步文艺工作者们的领袖，却无法改变妻子的保守观念。铭芳是一个传统的女人，当战火袭来，她第一个想到的是全家平安。她没有错，丈夫是一家的顶梁柱，如果他倒下了，她就算不考虑自己，女儿咪咪怎么办？所以她劝刘浩如离开上海，去南洋避避风头。 从刘浩如的角度，他选择留下，也没有错。当所有的战友们在一线以笔为枪抨击汪伪政权和日军走狗们的时候，他怎么可以临阵脱逃？铭芳难道不爱刘浩如，不支持他的事业吗？不是的，她对他的朋友永远盛情款待，支持他的工作，就算他第一次选择不去内地避风头工作她也不多说什么。她永远是隐忍在丈夫背后，默默支持他的那个人。只是，她不能失去丈夫，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送死而不作出任何反应。所以当施小姐告诉他南洋有报社编辑职务开缺时，她是那样急于说服丈夫前去。甚至不惜以自己和咪咪的出走作为威胁：如果刘浩如不去南洋，她和咪咪就回乡下避难。必然带来牺牲，但这牺牲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不可承受之重。思想让夫妻两人一个激进牺牲、一个明哲保身的态度发生了关键分歧。 如果不是战争，冲突不会激化。

铭芳的苦心，刘浩如非但不能理解，反而成为了他们感情的隔阂。刘浩如在妻子身上看不到的认同感需要在其他地方找回来。而这个时候唯一能懂他的红颜知己就是与他一起奋战在抗日一线的同志杨爱棠。她是个进步女青年，一直敢作敢为。当刘浩如将“去南洋”作为笑话讲给杨爱棠听，试探她对此的反应。杨爱棠明确地回应不能丢掉上海这条精神防线。她希望他能留在同志们身边，作为领导者发挥作用。这样的想法和刘浩如不谋而合。因着这样的原因，刘浩如在心中排斥妻子，将她划为落后分子，认为她的出身是封建守旧，没有进过中学，性格又软弱；而杨爱棠才是和他一样的进步青年。妻子的不理解让他痛苦，杨爱棠充满怜悯似的同情对刘浩如是一种足以摧毁理智的力量。在情谊和共同价值观的作用下他对杨爱棠暗生情愫，终于伸手过去握住了她的手。

《心防》将与家庭的矛盾从更深的层面进行阐述，不只是因为冲击了家庭生活。小家庭就像是社会的缩影，抗战不仅在社会层面产生震荡，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也是无可避免的被波及。当杨爱棠还在和刘浩如一起说服仇如海等人不要对形势悲观的时候，作者安排铭芳面如死灰地通报了便衣抓捕的消息。传统婚姻追求稳定、安全，而情谊恰恰需要激情与不确定性。这是传统与的对立，也是人性中对安全与未知的矛盾。

刘浩如、铭芳和杨爱棠之间的三角关系从现实原型看，代表了当时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爱情婚姻矛盾。最为人熟知的鲁迅，作为中国左翼文坛的领袖，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自己的原配妻子朱安却是一个裹着小脚的女子。朱安是鲁迅的母亲在鲁迅留日期间就为他物色的好儿媳。朱安的性格也完美符合了封建社会对一个女性的要求：她孝敬婆婆，尊重丈夫，即使这个丈夫从来没有爱过她。鲁迅被母亲的一纸病危通知从日本骗回中国成婚，回了家才知道这是一处谋划好的婚姻。后来，他爱上自己的学生、进步女青年许广平。但是却选择不解除与朱安的婚约。他知道在乡间如果一个女人被夫家“退货”会有什么样悲惨的下场，他同情朱安。朱安在鲁迅和许广平移居上海后完全承担起了奉养鲁迅母亲的责任，同时她几乎发挥了一个女人最大的善良——没有子嗣的她将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视若己出、疼爱有加。

无论是戏剧中的铭芳还是现实中的朱安，都让人心疼。“你反正什么都不管”“我不陪你在这里提心吊胆，我带了咪咪，回乡下去。你，反正，有什么杨小姐（杨爱棠）……” 。对在外奔走、随时有生命危险的丈夫的牵挂是妻子铭芳的精神重压，而发现丈夫另有所爱内心的失落则成为压垮铭芳的最后一根稻草。爱情失落的责任不在她们，而在时代。这是新旧交替、改朝换代必然发生的阵痛。同时我们也很难指着杨爱棠之列的女青年，在爱情自由之风初开的年代，追求爱情成为一种自然而然。更何况这种爱还包含着共同理想和情谊。第三者杨爱堂也不是传统第三者，杨爱棠面对抓捕愿意冒险留下来殿后和铭芳一起收拾行李，这让铭芳流下了感激的泪水。可以说，她是带着同志情谊来接近这个家庭的，对待家庭的每一位成员都付出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