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何汉晴与李宝莉作为城市普通市民，没有多少文化，但性格是武汉典型的“九头鸟”性格：泼辣而爽朗，精明而又务实。何汉晴是一个骂街骂惯的人，“在外面买菜买肉时，也常会跟人发生冲突，对方不管说什么，都一是一，二是二，捅娘骂老子，清清白白。”[3]而她的婆婆却从来不和她大声争吵，永远摆出一副说理的样子，用知识分子的方式含沙射影地将何汉晴置于弱势无理的一方。但何汉晴却也自我安慰地认为“没文化有没文化的强，拿不出台面，可是放得下地面，一个人活在台面上的时间长呢，还是活在地面上的时间长呢？”[4]李宝莉在马学武自杀后更是将生活的重担全部放在了自己身上，做起了汉正街的“扁担”，她的乐观与精明也在小说中有充分的体现：朋友万小景一直都不明白年轻漂亮的李宝莉为什么就找了其貌不扬的马学武，而李宝莉却认为：“找个没文化的人，生个儿子像个苕，又有什么用？这年头，有板眼才有狠。有文化的人智商高，这东西传宗接代，儿子也不得差。往后儿子有板眼，上大学，当大官，赚大钱，这辈子下辈子都不消愁。”[5]另外，李宝莉在马学武死后没有自暴自弃，没有完全沉浸在悲伤之中，而是立刻意识到“我倒无所谓，不管他活着还是死了，这把生活我总是得扛。再累再委屈，我都不得去死。”[6]不过这精明与乐观只会加剧她命运的可悲性，与后来艰难生存的她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何汉晴和李宝莉虽然生活在相似的家庭里，都身处物质窘境与精神压力的双重桎梏之中，但她们各自所承担的家庭重担、所拥有的无爱的婚姻也各有特点，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