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元杂剧爱情婚姻题材大团圆结局案例分析

（一）以普遍性案例《西厢记》为例论文网

一般而言，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元杂剧的大团圆结局总是“完全”团圆的。即男主人公金榜题名、抱得美人归，全家皆大欢喜。元杂剧《西厢记》就是这样一种“完全团圆”的普遍性案例。下面，本人将具体从两方面着手对元杂剧中爱情婚姻题材大团圆结局的普遍性案例《西厢记》进行分析，即从文学文本本身入手剖析这一团圆结局带来的舞台效果、文学效果；从心理学角度入手，剖析这一结局产生的心理效应和社会效应。

首先从文学文本本身来看，《西厢记》中莺莺与张生的恋爱最终以大团圆结局，但是纵观张生与崔莺莺相识，相知，相恋到相守的整个过程，却充斥着“不和谐因素”。比如，莺莺母亲崔夫人对两人婚姻的阻碍——两人不得不私下相见以诉衷肠；崔夫人见二人相好之后，又提出条件，要求张生必须进京赶考取得功名；待到张生考取功名，不知实情的崔夫人转而再次将莺莺许给郑恒。最后在成亲之日张生以河中府尹的身份归来，征西大元帅杜确也来祝贺，张生与莺莺终成眷属。在这其中，虽然封建势力、家长制观念、追求功名利禄之心、将女儿作为“转手”随出的“物品”的观念时时显现。但正是因为有一次又一次的波折，一遍又一遍的阻碍，才给观众带来巨大的心灵冲击，在历尽千辛万苦的波折之后，在主人公享受爱情成果的同时，观众也从巨大的心理落差和快速的幸福填补中获得了心灵的救赎，从而凸显了大团圆结局的舞台效果和文学效果。

张生金榜题名、抱得美人归的人生圆满结局就是元杂剧作家及杂剧观赏者对美好生活、美好爱情的向往，对实现自我价值，得到社会认可的渴望心理的一种外在表现。从心理学角度着手，主要分析作者的创作心理。《西厢记》的结局设定体现了元杂剧爱情婚姻剧中大团圆结局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士子金榜题名。正如贝克尔所指出的，人需要抓住机会去实现自我，需要用外在的价值给自己的生命上保险，也就是说，自我价值的实现体现在自我以外之中。[10]个性化和自我扩张的过程也是不断把外在价值纳入自身的过程。但元代社会汉族文人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元代统治者重武轻文，歧视文人，甚至贱视儒者，当时的文人被贬到社会的最下层，身份卑微，处境悲惨，前途无望。[11]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外在的某些标杆证明自己，实现理想，实现个人价值只能是天方夜谭。但是就如王晓华所云，人是能够设计自己未来的动物，他永远走在自己前方。任何健全的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国，并因而永远处于走向理想国的途中。戏剧作为直接表现人的行动体系也必然让人置于现实世界和理想国的关系中。 [12]而元杂剧大团圆结局中金榜题名的设定，（不管是《西厢记》《倩女离魂》《东墙记》中成为成全男女婚姻的决定因素，还是《拜月亭记》《墙头马上》《举案齐眉》中促成夫妻破镜重圆的重要途径）就是落魄士人在现实中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和心灵创伤之后的补偿，之后的自我解放。通过杂剧创作，通过“帮助”自己笔下主人公实现理想而得到慰藉。但无论如何，不管是元杂剧大团圆结局中金榜题名的设定，还是大结局之中类似征西大元帅等人的帮助，都是创作者让自己在现实中无法企及的梦想实现在自己笔下的主人公身上，只有这样，才能在自己制造的梦幻中得到些许的满足与宽慰。文献综述

再从受众角度分析，真实的世界是不幸的，在外族的统治之下，元朝百姓的生活处境是艰难的，物质生活是贫乏的，而劳作又是极其辛苦。游宇恩《窦娥冤背后的元代政治温度》一文中写到了元人的真实处境。元朝统治集团完全不把被征服者当人看，他们将奴隶叫作“驱口”，即供驱使的人口，在“人市”可以自由买卖。[13]一个中等官员可以使唤上百个驱口，一个大使长（奴隶主）的驱口则有成千上万，忽必烈宠臣阿合马就占有七千多个驱口。这些驱口不仅得向使长缴租，还必须向政府纳赋。驱口是没有任何人格尊严的，元朝法律规定“驱口与钱物同”。[13]因此元朝百姓看戏的目的，用梅兰芳先生的话说就是“为找乐子来”，观赏戏剧是为了调节心理的紧张与压抑，是为了寻求安慰与乐趣，因此，他们“到了剧终，总想看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14]作为落魄文人的元代的剧作家，靠创作剧本谋生，当然要迎合观众的欣赏口味，这个观众群不是一个阶级，也不是一个民族，更没有固定的人群。观众群如此庞大驳杂，就需要一种雅俗共赏的东西，才能使剧班有所收益，剧作家不仅要表达自己的思想，更要考虑观众的接受能力和审美趣味。[15]由此一来，剧作家要重点关注受众对剧作结局的期盼，也就是说受众的欣赏心理强化了元杂剧创作者关于大团圆结局的创作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