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小说的背景与很多小说都不同，因为其中的人物不仅是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更是生活在巨大的宗教背景下的，作者霍达是一位回族女作家，回族是一个笃信伊斯兰教的民族，穆斯林们将真主供奉在至高无上的神圣位置，他们的赤诚之心永远朝向麦加圣地，所以她为这个故事创设了一个具有民族色彩的大环境。当然，她并不是有意借宗教来营造这种“魔幻神秘”的气氛，只是她所在的民族和宗教有着文学创作的先天优势。于是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大背景里，穆斯林玉器家族展开的故事必然是以玉为生，玉是事业和财富的象征，寓意繁荣昌盛、权力至高、地位尊贵。玉和回族人民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老者吐罗耶定在听说梁亦清的店是玉器作坊时感叹：“穆斯林和美玉珍宝有缘啊！和田玉出在新疆，绿松石产于波斯……”[2]（p12）玉在回族人的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他们坚信穆斯林与玉有命定的缘分，玉因此成为回族穆斯林的一种精神寄托。月亮同样与穆斯林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观察了月亮出没和盈亏圆缺等有规律的变化，并把这看做全能的真主显示的无数迹象之一。”[4]（p20）这种对月亮亲近的情感一直被穆斯林延续了下来。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国旗上都有新月的图案，就连清真的塔顶也是利用新月作为标志，新月在这里象征着伊斯兰教的生命活力和繁荣兴盛。所以，作者本人的身份、生活的环境和小说的环境背景决定了“玉、月”这两个意象的存在。

（二）玉与小说男性人物命运关联论文网

首先是“玉魔”老先生。老先生是官场上失意的文人，看破世俗的他早已心如止水，隐世后尤爱品读书画和古玩玉器，他经常在玉器作坊和玉器商店走动，每遇珍奇宝物兴意甚高，即使不能将其买下也要反复观赏才尽兴。无奈寿终正寝没几年后人败了家底，“博雅”宅便改了主人。老先生喜爱玉，好得玉，痴迷玉，年已耄耋也这般为玉癫狂，“玉魔”这个称号可谓是实至名归了。在宅子归于侦缉队长之后，夜晚总是传来“我可扔了！我可扔了！”的叫嚷，让人心神不宁。“我可扔了”一方面我们可以理解为藏玉是他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也是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这一声是他得以解脱的快慰；另一方面，“玉魔”老先生认为“博雅”宅只有懂玉爱玉之人才可以拥有，所以侦缉队长入住的时候他那一声“我可扔了”是在警告他，让他离开这里，而韩子奇一家入住时便是风平浪静，那一声“我可扔了”是在暗示韩子奇的儿子韩天星的降生。不得不提的是，“玉魔”老先生和梁亦清是挚友的关系，当他得知梁亦清收了一个聪慧的小徒弟时更是赐名“子奇”，猛然说道“‘子奇’可也！古有琢玉大师陆子刚，今有后起之秀韩子奇，好名字啊！”[2]（p46）他将“玉器梁”家族技艺的传承和中国玉文化的传承重任全都寄托在这个高徒的“奇”字上。“玉的精神”的源头或许不是“玉魔”老先生，但是在小说中，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梁亦清、韩子奇追随其后。就好像书中所说，“博雅”宅虽然换了主人，但是玉魔老先生的遗风还在，他通今博古的学问和难能可贵的纯粹风骨一直都会留着，完全可称得上“随珠和璧，明月清风”。

其次，梁亦清，“玉器梁”家族三代人中的第一代，出生于玉器世家，祖辈都是埋头做活不善言辞的手艺人，深受影响的他木讷老实，善良忠厚，足不出户整日潜心琢玉。梁亦清的性格正如作者所言，“虽然手艺高强，却秉性木讷，不善言辞。任凭人家靠他的手艺赚钱，也不抱怨，安贫守摊，本小利薄，靠两只手不停地做，维持一家人生计。”[2]（p8）梁亦清与他的徒弟韩子奇不同，如果说韩子奇是“玉王”，是玉的支配者，那么他只能是一个“玉器匠人”，因为他只顾在“水凳”上埋头琢玉，外界于他毫无干系，他的生命被玉点缀，他醉心于玉的创作，永不停歇地创造玉的各种形态。梁亦清的一生不可说不悲，他的悲剧我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对信仰的无限敬畏，他之所以本分做事、安于现状，是因为他认为回族不像满族那样受人尊重，这种荒谬陈旧的想法成了束缚他的枷锁。第二个原因是他太过老实本分的性格，或许这就是人善被人欺，蒲绶昌看准了他的这个弱点或者说是优点，从梁亦清这里低价买玉器，再天价出售给外国人。在韩子奇向梁亦清提出不满的时候，梁亦清却坚持说琢玉靠手艺，不能在价钱上钻牛角尖，也是因为这样这个家的经济入不敷出，最后支离破碎。第三个原因是他不是天生的生意人，如果他能够有做买卖的念头和决心，那么他一定可以收获更高的声望和财富，但是他无心于此。他花三年精心雕琢宝船，结果天不遂人愿，船毁人亡，留下一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尽管如此，这种“匠人式”的生活在小说中显得很是独特，一个人有着一技之长，倾尽一生的时间只专注于一件事情，外界的纷扰总是被一个巨大的屏障隔离开来，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做着一件非常富有创造性的、具有神圣仪式感的事情，做这件事时他平静的内心毫无波澜，只觉徜徉在玉的仙境甚是满足。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从早到晚，没日没夜，梁亦清都在“水墨儿”旁磨着玉，他的生命、他跳动着的心都和一件件精心打磨的玉器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