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学术界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果。对死刑本身进行研究的成果有赵秉志的《穿越迷雾：死刑问题新观察》、罗吉尔·胡德著，刘仁文等翻译的《死刑的全球考察》、王磊的《19世纪英国的死刑改革》、王晓辉的《19世纪英国公开处决制度的废除及其动因分析》、崔敏的《西方国家死刑制度的演变》、胡云鹏的《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杨颖的《英国死刑废止进程研究》及喻贵英的《欧洲死刑废除的启示》等。

对工业发展带来的社会失范现象，尤其是犯罪现象进行论述的成果主要有罗伊斯顿·派克著，蔡师雄等翻译的《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的人文实录》、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丁·威纳著，王章辉等翻译的《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吴铁稳和余艳丽的《工业化时期英国的犯罪问题及其治理探析》、程文君的《1800——1850年伦敦人口迁入问题初探》、高德步的《英国工业时期的“城市病”及其初步治理》、陆伟芳的《从19世纪英国刑罚的变迁看人类文明进程》、刘强的《英国青少年社区刑罚执行制度及借鉴》、许志强的《由惩罚到教化：英国19世纪的少年犯罪问题与教管机制改革》以及文婧的《英国工业时期的监狱改革运动》等。

对19世纪英国司法审判的发展进行研究的主要有李玉彩的《19世纪英国刑事司法现代化初探》、周黎明的《光荣以来英国司法独立的制度沿革》、刘显娅的《英国治安法官研究——以17——19世纪法官的嬗变为线索》等。

另外，一些成果着重论述了19世纪中后期英国社会的进步，这些对减少犯罪现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丁建定的《英国济贫法制度史》和《从济贫到社会保险——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1870-1914）》论述了英国政府对贫民的救济，有效地改善了贫民的生活。于文杰和杨玲的《英国19世纪情感社会主义及其历史演进》论述了英国情感社会主义强调道德改造以呼唤良心的回归，这对遏制犯罪现象发生，减少死刑的实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维多利亚时代不仅仅是繁华的一个代名词，更是一面宽宏的镜子。因此，对这一时代死刑变化的考察，除却能窥测英国的死刑特点之外，还能折射出人们观念的变化，当然，更重要的是，它对我国乃至世界死刑的改革及其存废都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毕竟我国现在正处于向现代化转型的时期,也处于制度改革和民主建设的关键时期，合理的刑罚制度，对保障人民生活以及维护社会秩序至关重要。然而，就眼下的研究现状而言，学者们侧重于对刑罚变迁与存废进行论证，对数据的处理是有限的，或者说较为局部，停留在个别年代，缺乏宏观观测；另外，学者们对19世纪死刑变迁的原因缺乏分析。因此，我将从这两点出发，以数据为支撑，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死刑执行情况为切点，阐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死刑的变化之处、变化的特点以及产生变化之缘由。

一、维多利亚时代死刑的变化

英国作为第一个完成工业的国家，在发展经验上，它是无从借鉴的。伴随着工业的发生，城镇化也开始步入正轨，当时，大量的人口涌入城镇，使得原本发展有限的城镇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这些涌入的人口，大多去了工厂，成为资本家的廉价劳动力，这些工人们压根没有财产，他们的工资，勉强只能糊口，而在这个追逐利益的社会，很少有人去真正关心以及帮助他们，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双手挣钱，因为社会给不了他们正常生活的手段。[4]89这些人跻身不了上层社会，往往就会沦为社会下层，蜗居在环境极差的贫民窟内，鱼龙混杂的环境衍生出各色犯罪现象，为了控制住高居不下的犯罪率，18世纪中后期以及19世纪前期的人们坚信，死刑作为一种最严酷的刑罚，对群众能起到可观的威慑作用。于是在维多利亚时代之前，英国社会大兴死刑，可判处死刑的罪名多达百种，大到叛国罪、杀人罪，小到偷窃抢劫等，均要被判处死刑。在19世纪，由于枪支等现代武器还未投入使用，所以死刑执行的方式大多是比较传统的绞刑。维多利亚时期的死刑惩处较之于前，呈现出很大的变化，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