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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后电视剧的内容是出生在落魄地主家的九儿，父亲爱喝，爱赌，爱抽，把家里的东西都卖卖，最终把九儿母亲也卖给了杠子班的曹老爷，导致她母亲上吊身亡，这也正是九儿与于占鳌第一次见面。此时的九儿正与张家少爷热恋，张家老爷不同意他俩结婚，把九儿卖给土匪头子花脖子，九儿为了自保，想出帮助花脖子敲诈张家和自己家，让花脖子大赚一笔，来保留自己的清白，正在此时于占鳌看到被困的九儿，他赶紧报给县长，此时的县长正在竭力剿匪，听到举报朱县长迅速前去剿了花脖子一众，带走了九儿，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于占鳌爱上了九儿，九儿父亲贪财把九儿许给患有麻风病的酒坊主家的二儿子，结婚当天是于占鳌身为杠子夫，进行了当地传统，“巅轿”以此来泄心中的愤怒，九儿的一句“你以为我想嫁”使得于占鳌沉默，拜堂时，九儿在与公鸡拜，于占鳌看到这个场景得知单扁郎的身体不行，面露得意之意。于占鳌的母亲守寡多年，常与一郎中私通，占鳌常受同村人的嘲笑，一次他忍无可忍拿刀吓唬郎中，一不小心插进了郎中的心脏。次日，朱县长带人来勘察，心烦意乱的他躲在九儿回娘家的必经之路上，把九儿扛进高粱地，他想占有九儿的身体，九儿在奋力的挣扎着，最后却慢慢的搂住占熬。当天夜里，于占鳌翻进单家大院，本想吓唬吓唬单扁郎，不料单扁郎掉下床，一命呜呼，而此时进来的单廷秀看到儿子死了，急于给儿子报仇，一不小心一头撞在柱子上，当场身亡。根据以上可以得知，小说和电视剧经过了很大的改编:
（一）小说人称叙事以及结构的变化
小说从一开始叙述就是“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我”的爸爸，“我”的妈妈，这样的以第一人称进行叙事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在无形之中拉近了小说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读者在不自觉中进入小说的叙事中，使读者有身临其近之感，更能了解小说主人翁所要表达的情感。但小说主要使用的是书面语言，书面语言具备抽象性，模糊性，不确定性，这也就导致 每个读者读完同篇文章，所想象的画面是不相同的。莫言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对《红高粱家族》仍然比较满意的地方是小说的叙述视角,《红高粱》一开头就是‘我’奶奶、‘我’爷爷，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的视角，写到‘我’的时候是第一人称，写到‘我’奶奶就站到‘我’奶奶的角度，她的内心世界可以直接地表达出来，叙述起来非常方便。这就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得多，开阔得多，这在当时也许是一个创新”[4]。小说运用的是第一人称，但电视剧是根据观众们的视觉习惯和接受能力进行的第三人称的视角，观众观看电视剧时完全是以旁观者听故事，以一个偷窥者的身份在看着事情的发展。
“电影艺术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表意体系，当电视艺术诞生的时候，它天然继承了电影艺术的表意手段，电影和电视成了一对真正的姊妹艺术[4]”因为电视剧本身自有载体特性，因此她改变了原著与电影中的写意风格，在原来的基础上多加了几条故事线和丰富的故事情节。小说的《红高粱家族》是以“我”豆官的所见，所听，所感为原型，以于占鳌的爱情，抗战为线索的长篇小说。而电视剧《红高粱》则是以九儿与于占鳌的爱情，大嫂与罗汉的爱情以及土匪与官僚的斗争这三条线索贯穿全剧，比起原来的故事情节，现在的故事情节更具有吸引力。
《红高粱》电影的大红在无形中给电视改编团队一个巨大的压力，改编《红高粱家族》要求电视改编团队在进行改编时要从电视的传播规律出发，电视与电影相比具有随意性，“电视剧的欣赏与其他剧场艺术不同，不是让更多的观众聚集在一起群体欣赏，而是直接进入千家万户，让人们茶余饭后进行个体欣赏[5]”这种家庭式的观影模式。电视是家庭必备的家庭电器，而家又是人身心放松的场所，在家里观看电视容易被琐事打扰，另外观众在观看电视剧的时候会在不自觉中被观看广告，电视新闻等其他的内容，一件小事就能分散观众的注意力，或许过了很久才能在重新进入电视内容中去，因此针对电视剧的随意性，吸引观众眼球是电视改编者的重中之重，让观众观看影时欲罢不能，则是改编者的成功。《红高粱家族》这部小说具有很好的故事基础，改编者需要把文字语言转换成图片语言要善于用电视剧的叙事形式设置悬念，以此来吸引观众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