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乡村为广阔的背景。魏微的小说虽然以都市为叙说的背景，但是都市后面还有更广大的农村，城市里的主人公与农村有着各种各样的牵扯。社会的现实性与深刻性总会让人感觉不自由，于是乎便有了反抗与渴望。魏微尽量多地展现出人物生活中的戏剧性与合理性。有意义的是那些被毁伤受压迫的小人物出乎意料地获得了叙事者的怜悯与爱。并且这种怜悯很自然，不至于让人费解。小说中不会出现对这些人物道德上的批判，就算是肉体往来在叙事者那儿也是顺其自然的讲出，哀愁却不伤感。叙事者像理解自己的穷亲戚一样，真切而坦诚地面对小说中出现的这些人物。不会去拔高他们，但也不会贬低他们。而是换位思考站在他们的角度理解他们。故乡在与城市的对照中显得单薄，显得那么让人怜惜。从故乡走出来的女性就更加的伤感了，她们往往迫于生计，或因为其他种种的人生不得意而显示出忧伤来。魏微的小说致力于叙说人物的成长与苦痛。农村生活与市井生活无法救赎地在市场化中沉沦。不过这样的沉沦表现了一种对理想中的庄严、纯真的叹惋。在魏微的作品中，那些理想中追求的与衰败的生活历来是一体的。从这种诉说里，主人公有纯真、灵活的一面，也有麻木、呆板的一面。作家没法放弃一个方面去选择另外一个方面。在这种两重的立场中，在没法抉择的缝隙里，文章表现出那种挽歌式的忧伤。但是在叙说里出现的光芒伴着哀伤，在作家的记忆中显得很突出。这样哀伤的记忆是灵动与老成、抱负与实际、以往与如今的混合物，不仅是中心更是实质。这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二十世纪20、30年代的乡土叙事，或者说是像张爱玲文本中对旧家庭的人伦思考。魏微的小说则和张爱玲的相似，返回和继续着乡土叙事。这样，在言语和文体方面，情怀和思绪方面便与张爱玲相近。而且，对女性身体的难堪与感情的缺乏有鞭辟入里的探究。讲述的人在描述身体时展现出对女性身体不一般的尊重。不光是对身体的意念和尊严的尊重，就算是身体的肉欲和迷惘，叙事者也表现出同样的尊重。在魏微小说中，身体是人的而不是某种物件，并不去刻意的渲染欲望，对性渴求的身体不及尊严。这与我们认识中的身体和灵魂对立不同，与灵魂抑制身体背道而驰，同时也大相径庭于女权主义者大加描写的肉欲。魏微小说中女性身体的遭遇，难堪且悲痛。在传统文化中，女性身体的物化是彰显男性权利的必然结果，而当女性真正将身体物化为资本时，却又遭到了来自男权文化体系所施加的压力，男权主义认为，女性的生存仅仅依附于外在的身体。男人们出去闯天下，追求功名利禄，但女人的资本只有身体。《化妆》中的嘉丽，在她最美好的年华里只谈了一场恋爱。不失为一场特别的恋爱。有家室的科长给不了她任何承诺，而他们却能够堂而皇之的发生关系。嘉丽的眼睛突然一阵发涩，在那一秒，她认为科长是爱她的。这种爱止于他们躺在一起，科长与她的身体有接触的时候。如果说科长仅仅是爱她的身体，似乎显得有些刻薄，毕竟他也付出过，他给嘉丽买过一枚戒指和一些廉价的衣服。嘉丽爱他哪里？难道是科长看上去没有实际年龄那么大？带着眼镜，温文尔雅，风姿潇洒。这个问题不值得探讨，因为爱本没有缘由。但嘉丽骨子里对“穷”的介意最终亲手断送了这份无缘由的爱。再看《大老郑的女人》，与他出双入对的这个女人，可以说就是个“暗娼”。不过又比“娼妓”好些，她不仅出卖身体，也出卖感情及劳动力。两个本都有家室的人，各取所需，“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谎言总不会长久的，之前说在面粉厂做过事，又自己做过小生意卖瓜子。这些伪造起来的门面在丈夫上门的那一刻，轰然倒塌。女人离开家，离开自己的丈夫、孩子，跟另一个萍水相逢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在男人需要慰藉时，奉献自己的温柔，当男人需要满足某种渴求时，奉献自己的身体。为的是每月得到金钱去接济家里的男人与孩子。跟嘉丽相比，大老郑的女人更加明目张胆。说白了，她跟大老郑过日子，就是为了挣钱，靠身体挣钱。魏微小说里女性的“身体”在猜疑中不断回到内心。最终与情感统一。女性的感情却会坠入一种深深的空虚与失望。嘉丽在追求感情与身体合一时遭遇了深深的迫害，感觉孤独、落寞、无奈。其实，可能是由于魏微对身体之痛，情感之痛的领悟，在她的故事中基本没有美且完整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