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长达了十年之久的占领。苏联军队妄想用武器瓦解阿富汗人民的意志，却因阿富汗人民的坚忍不拔，宁死不屈的精神，以失败告终。苏联军队可以占领阿富汗的土地，可以肆意屠杀阿富汗人民，却无法征服阿富汗人民坚强的意志。苏联的士兵企图侮辱阿富汗妇女，阿米尔的父亲及时挺身而出，不惜以个人性命来维护这个素不相识的阿富汗妇女，这种大义凛然的行为昭示着阿富汗人民不甘屈服的决心。

塔利班的独裁，压制着贫苦的阿富汗人民。塔利班组织“全面推行严格的伊斯兰法，包括妇女必须蒙面。严禁妇女接受教育和工作、男人必须蓄须，禁止电影电视等一切娱乐活动，实行严格的伊斯兰刑法等。”[6]此时的阿富汗人民被玩弄于血腥的魔掌间，风筝的线被魔鬼所掌控，线断意着生命的终结。阿富汗人民不得不接受着塔利班的压迫，也冷眼旁观于其他人的压迫。对于塔利班的暴行，他们没有权利说不，要么冷眼旁观，要么呐喊助威。

（二）面纱意象

1.女性群体的不可见性

阿米尔的母亲在他出生之时便因难产辞世，而文中也仅仅是一笔带过，甚至连阿米尔母亲的名字都不曾提起，每次提到母亲只是用她代称；而哈桑的母亲则被人们说成是水性杨花的女人，在生下哈桑之后便不知所踪，正因如此使得哈桑父子在当地收紧嘲笑与侮辱。

文中不只是缺少了母性形象，就连其他的女性形象也少得可怜。阿米尔和哈桑的身边，尽是一些自私顽劣的玩伴，他们之间充满竞争，本性暴力、欺凌弱小。在这样一个缺少女性形象的男性社会中，孩子们之间的游戏也尽是爬墙、追风筝、弹弓，以欺负小孩子和作弄大孩子的游戏。阿米尔的父亲的高大形象早已根植于哈桑与阿米尔的心中，而阿米尔对父亲的崇拜近乎痴迷，作为父亲的儿子他感到无比的骄傲自豪，也十分渴望成为向父亲一样的真男人。只是从小对父爱太过渴望，使得阿桑变得小心翼翼，母爱的缺失也让他性格敏感怯懦。

2.女性形象的不可抗争性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故事中终于出现了女性的身影。

在阿米尔同父亲逃亡投毒的路上出现了第一位女性，而这个女性出现的价值仅仅是用来衬托高大的男性。无耻的俄罗斯士兵直接地提出单独和妇女相处。作者细致的描写了车上男人对此不同的反应，妇女的丈夫和阿米尔父亲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懦弱的丈夫只是苦苦哀求着，而阿米尔的父亲却不畏强暴挺身而出，并不介意用生命来捍卫正义。作为当事人的妇女只能默默流泪。作为附属品的女性，并没有权利为自己说话，就连反抗也要有男人来代替完成，若无男性的挺身而出，只能做待宰的羔羊。

女性在那个残酷冷漠的社会，任何违背教义的行为都不可能得到原谅，面对她们的，只有致命的惩罚，阿富汗民族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在阿米尔救助索拉博的那一部分有这样一个情节：在一个足球场上，一对通奸的男女在接受惩罚，人们将石头愤怒地丢向女人。作为弱势群体的女人，反而在遭受刑罚之时得到了严厉对待。

哈桑的母亲在文中一只备受争议，在这个女性毫无地位可言的社会，再加上她又是一个异族女子，使得她必须遭受双重压迫。将她廉价的卖给了下等民族哈拉扎族的阿里，不仅贫穷，还曾娶过妻。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她只能听天由命，像她这样悲惨女性比比皆是。不幸中的万幸，阿里勤恳老实，对于她与主人之间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将主人的孩子哈桑视为己出。最后，她还是抛下了丈夫与儿子。如果把她的种种行为视为对命运的抗争和对自由的争取，她是成功的，但作者却认为这是建立在人性堕落之上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