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对于严歌苓作品的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趋势，但是很多成果只是针对其中某一篇作品中某个人物进行研究或者只是将严歌苓作品中的某一人物与另一部作品中的某一人物进行比较分析，主要是针对扶桑、葡萄、小渔等主要人物进行分析，缺乏对严歌苓作品的整体把握。本文想从严歌苓的作品中分离出寄居者的形象，对这个形象进行整体的研究。

二、寄居者及其生活环境

在程建梅、王首国写的《论严歌苓作品中的寄居者形象》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严歌苓的作品多从女性视角出发,描写流散他乡的寄居者形象。”[3](P56-58)何为“寄居”？新华字典对这个词的解释是：“住在他乡和别人家里。”我们对这个词并不陌生，林黛玉就是我们十分熟悉的寄居者。严歌苓本人就创作一部小说名为《寄居者》，讲述的是在1942年处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动乱不堪，人心惶惶，来自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各式各样的人汇聚在这个地方，但所有人都不属于上海，没有人能逃出“寄居”的命运。从这个角度上想，每一个人在他生活的时代里、历史中都是一个小小的寄居者，漂泊无依。无论是中国人旅居在国外还是外国人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或是中国人客居在他乡，都共同遭遇不幸和折磨。

    既是寄居者，环境是不言而喻的。

他们没有经济实力，只有为人鱼肉，任人刀俎。以《扶桑》为例，扶桑为寻找自己的丈夫被骗上贩奴船，作品中有一段贩奴船上暗无天日生活的详细描写，船上的人为了躲避巡查在有巡逻的时候卡住婴儿的脖子，一发出声就结束婴儿的生命，而人一死就被无情的抛入海中，扶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来到美国。来到美国之后也不会享受到好的生活，在拍卖会上扶桑的双手被吊在称上，按斤计算，脱掉衣服向买家展示她的肉体，卖家掰开她的嘴巴让人看牙齿是否齐整，像牲口一样，毫无尊严可言。

他们从来不是政治的主宰者，只能是受害者、被压迫者。在《陆犯焉识》这本书的封面上有一句话：“当政治与人生相遇，孰是孰非。”[4]政治是中国二十世纪历史进程中的主要因素，陆焉识作为一个能过目不忘、会“盲文”、通晓四国语言的才子却被打成政治犯被囚禁在大西北的劳改农场半辈子，遭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却不知道究竟犯了什么错！书中陆焉识的孙女说过：“我不知道我的祖父犯了什么罪，只知道他是一个顶严重政治犯，严重到可以去枪毙的那一种。”[4] (P117-132)可真正是什么罪名，书中没有明确写出，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名字看出端倪。焉识：怎么能够认识？陆焉识是无罪的，作者刻画这个人物是对当时政治的嘲弄和批判。在书中p359页有一句话：“这一个人坐牢，全家人都跟着坐无形牢。”[4] (P117-132)作为陆焉识的妻子，冯婉喻也是一个被政治压迫最后失去记忆的无辜者，她没有犯任何错，陆焉识被抓走后，她变卖家产甚至不惜与戴同志发生关系也要救回丈夫文献综述，可无终而果，丈夫一关被关了几十年，她对自己失节的愧疚、对丈夫的思念、儿女对父亲的反对和日复一日的等待终于逼疯了一个一生都自卑的家庭妇女，令所有读者惋惜，也不禁反过头去思索那个时代那段历史。

他们不仅遭受着身体的迫害，在精神上也是空虚的，是文化的边缘人。在《小姨多鹤》中，主人公多鹤是一个家人在中日战争后怕被凌辱而选择集体自杀的少女，她处于本能活了下来，可是她身处异国他乡、语言不通，被认为是哑巴，最终被卖入儿媳因为日本兵入侵而流产再也不能怀孕全家十分仇视日本人的张家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作为一个工具，她为张家生下三个儿女，可是却被实质上的丈夫张俭有意识地无情地丢掉。她听不懂中文，就算张家一家人密谋着如何抛弃她，她在旁边也不知道。她也无法教育自己的孩子，孩子们只认张俭的妻子朱小环为母亲，而她对外只是朱小环的妹妹，被所有孩子称作小姨，无法听到自己的孩子们叫自己一声妈。在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无出路咖啡馆》中，寄居者的精神上的打击和创伤表现的更为具体。“我”作为一个在芝加哥文学系苦读的贫苦学生，因为我是从东方来，一个他们想象中很艰苦的地方，受到房东——一对牧师夫妇的无限怜悯。在和一位外交官相恋时，因为自己曾经的当兵的经历不断受到FBI和国安局的盘查。在小说《栗色头发》中，“我”作为一个怀揣着梦想来到美国的东方女孩，被栗色头发的男子选作模特。当一个残疾的外国人画了一幅很丑的我，我出于同情夸奖画时，她说中国人就是长成这样的。这些处于边缘的寄居者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有着难以言说的尴尬和痛苦，所以说他们的精神上遭受着比身体上受到的打击更不能容忍的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