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阳》的主人公和子及自己的母亲、弟弟直治本是贵族，但战争使然，“华族”制被取消，贵族身份失去意义，生活陷入窘境，和子通过艰苦劳动支撑家庭。后母亲病逝，弟弟自杀，和子爱上文人上原二郎，上演一场没有结局的爱情故事。

《斜阳》以即将西沉的夕阳指代没落的贵族，正如书中的母亲，一个真正的贵妇人，在病痛折磨中一点点虚弱下去，直到无力挣扎地逝去，代表着积弊已久的贵族阶级日薄西山，其败落已无法挽回。直治身为贵族，身处贵族地位崩溃的战后年代，他失去家族依仗后一时无法适应，生活渐渐无以为继，他变得与社会格格不入。同时战争的残酷对直治的社会观形成直接影响，使他对战后的生活充满愤恨，他意识到了战争的罪恶，想要赎罪，想像姐姐和子一样尽快融入平民社会，然而现实将他从精神到生活虐得体无完肤。直治在遗书中说道：“我必须忘掉家庭。否则我便无法得到进入民众之屋的入场券。”[2]（p279）直治厌恶贵族血统为家庭带来的动荡，想接近民众，但是在民众眼中他仍旧是讨厌的贵族公子，直治想成为贵族已经不可能，想融入民众而因为贵族血统不被民众接受，因此直治在短时间内变得迷茫不知所措，所以他为了融入民众的生活圈而选择变得消极颓丧。他整日狎妓酗酒，通过鸦片麻醉自己，用无赖生活的方式表达对战后社会和生活的不满。但直到生命结束，他在遗书最后留下的还是对于贵族身份的认知。直治是道德过渡期的牺牲者，存在感薄弱，没有目标，没有动力，怀疑一切，抵制一切，只能走向死亡。笔者认为直治迷茫的根源归根结底在于贵族的自尊感。贵族阶级崩溃后他彻底沦为“边缘人”，无所归属，而贵族天生的骄傲不允许他妥协，贵族的傲慢在当时恰恰是得不到支持的尊严，自此产生社会历史进程与小我人格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在这种充斥着颓丧和冲突的生涯中，直治只能在贵族精神的支撑下活着，他不仅找不到生存的道路，更加难以恢复往日的生活，导致他最终陷入极度的自我怀疑和悲观中， 不可避免地走上死亡的道路。文献综述

太宰治的战后反思始终贯穿于《斜阳》之中，以期引导人们自省。早在1937年《二十世纪旗手》一文中，太宰治就说“生而为人，对不起。”类似基督教中的原罪的概念，太宰治认为人生而有罪，比《斜阳》更为强烈的罪意识集中体现在他最后一部绝笔之作《人间失格》中。人间，日语含义即为人，“人间失格”意味他在人世间已经失去了作为人的资格，《斜阳》和《人间失格》的风格都是阴郁颓废，在控诉战争之罪的方面两部作品十分相似。《人间失格》的男主人公大庭叶藏叶藏的人生轨迹，恰恰与《斜阳》中的直治如出一辙：同为贵族，参加战争，战败后阶级没落，沦为多余人而日渐堕落颓丧，最后步入死亡。

如果说直治是太宰治借以悔罪的一个小角色，那么大庭叶藏就是太宰治在《斜阳》基础上的全面告罪，在《人间失格》中，强烈的罪意识是叶藏不幸的根源，但最大的矛盾在于对罪的反思使他恨自己，但他却爱着人类。1946年9月，太宰治在《春之枯叶》中曾这样写道：“罪多者，其爱亦深。”[3]与《人间失格》中的“我没有能力拒绝他人，这就是我的不幸” [2]（p316）一样，这是极度的罪恶感中孕育出的极度的善良——接近于神明的善良所在。当叶藏眼见夫人芳子被自己的上司玷辱欺凌，而产生的“冷不丁撞见白衣神体时才可能感受到的一种难以名状的，来自远古时代的极度恐惧” [2]（p371），也是罪意识的萌发。“白衣神体”是指“丑时之女”，在日本鬼怪传说中，丑时之女因失身被人抛弃，死后化身成厉鬼，怨气难平，会伤害周遭漂亮女子。如今不幸落于芳子之身，芳子有着叶藏历经波折之后唯一信赖的美德——对他人天真无邪的信赖之心，目睹妻子受辱使得叶藏内心崩溃，憧憬着的女性因信赖之心被降罪，叶藏发问“信赖也是罪吗?”笔者认为此问有双重含义，一问芳子对他人的信赖是否也是原罪一种，二问自己对美德的信赖是否也是罪恶。而善良使然，叶藏依旧归罪自身，试图原谅妻子而自身更加堕落，《人间失格》的全面告罪则体现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