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落结构变化的角度来看，传统的农耕文化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农业文明混杂着工业文明的混杂结构，在村庄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角力中，实力悬殊、胜负自现。就整体社会形态转型的角度而言，进入现代城市文明的中国是城市和乡村的共同发展，二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而乡村“先天不足”的缺陷加之“生存欲望”的逼迫，整个乡村以一种“卖血”的姿态力图跻身于一个和谐的整体之中。除了工业文明的侵入传统农耕文明之外，还有一种现代性原因值得探究。现代性让乡土中国成为大地上的异乡人，使这群人在理性价值上迷失。不仅如此，新一代外出农民工的命运与处境更为尴尬，遭受着双重精神失落——对乡村感情淡薄，对城市没有归属感。深入探究乡村空置化这个巨大而延长的社会性课题对促进探究新世纪以来的城乡二元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人民文学》提出的“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里面有一个核心概念——“行动者”，强调作者的行动，梁鸿的写作是直接参与到从上个世纪开始的乡村文化建设，采用社会学界普遍使用的田野调查的态度和工作方法和历史发展的眼光和观点，因此在她的文本中可以一窥乡村空置化的诸多现状。

第一，土地现状。致力于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研究 201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在其著作《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中认为，人们为了逃离不平等将选择不断逃离以攀附只财富金字塔的顶端。乡村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农民为了追求幸福、逃离不平等的逃离现象也将持续，梁鸿笔下的乡村“废墟”现象与乡村被空置的现象也将愈演愈烈。“梁庄系列”中跟随者梁鸿的走访，我们可以发现乡村宅基地依家族而局的模式被打破，分有有一下俩种现象：一、获得财富、权利的村庄新贵占有好的地势盖有新的宅基地的同时，旧有的宅基地不拆，任由其闲置倒塌；二、旧有的宅基地卖给没有能力获得新的宅基地的村民。在《神圣家族》中的小镇，KTV、网吧、广告牌蚕食着旧有的拐角楼、小诊所……而土地空置的现象则违背了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总体目标，同时增加了安全和治安隐患。解决土地空置化现象，需要更多的政策与法律的支持。

第二，生态现状。有关数据表明，2015年，我国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1422 元，“十二五”期间的五年平均增长9。6%，并且连续六年农民收入增幅高于国家 GDP 增幅，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2](P43)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总是形影不离，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频率日益上升。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基础已经一个乡村生命体的基础，梁鸿笔下的出现最多的生态问题就是水污染以及水土流失。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日益深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日益功利化。在乡村生态环境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水污染和水土流失使乡村中的“水”成为另一座坟墓。

第三，文化现状。纵观整个农村的发展趋势对乡土文化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教育堕落对道德方式的冲击；二、就业方式对传统家庭结构的冲击；三、沿路盖房对村落文化的冲击。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使“留守”已经成了乡村的流行词，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也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作为农村留守妇女，她们很难满足丈夫的接触欲、视觉欲、占有欲，而作为外出务工的丈夫更加不能满足其性情趣。[3]根儿一家是典型:外出打工的根儿、留守农村的妈妈、媳妇和闺女。这个家庭的悲剧在于少妇春梅抵不住性心理作祟，被不理解的婆婆骂“花痴”，最终她选择丢下闺女的死亡。让人唏嘘的是，根儿在春梅头七那天烧了纸之后又重新踏入了城市边缘人之路。在此同时，乡村建设却使道德堕落变成了一种习惯，甚至形成了一种文化。沿铁路的一些村落，盗窃、扒火车的身影就是鲜明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