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存状态的边缘化

为了追寻理想与逃避心中的罪责，他们告别故乡、告别童年生活的经验，陆续来到城市打拼。然而城市并不是每个人理想的天堂，到了北京热切的梦想立刻被严峻的现实击得粉碎。他们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生活居住条件也极为简陋。初平阳刚来北京只能住在狭小阴暗的出租屋；福小住在幽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常年阳光不能照射进去，屋子里总是有一股霉味；杨杰初来北京也是住在十里河的一间简陋平房里，地处城市和乡村结合地区，房子租金便宜。

为了融入这座城市他们其中的一些人不得不从事边缘化的职业。例如，福小的工作是开电梯，这无疑是当下绝大部分城市边缘人的生活状态。虽置身繁华的大城市，自己却只能干着最边缘的工作，物质匮乏使他们居住条件非常差，内心无着缺乏安全感。而易长安则拒绝了舒袖和杨杰关于城市拼搏的建议。几天后却通知大家自己去做办假证，这无疑是一个经不起阳光照耀的职业。在这个非法和危险的行当里，他简直就是“山寨”的天才。最终他把做假证变成了一个产业，北京的这一行当里没人不知道他。他淹没了自己的灵魂，用利益编制了属于自己的关系网络，金钱至上不相信感情，最终还是被警察发现，在返乡路上被警察抓捕，结束漂泊生活。

其实作者笔下的假证制造者形象有很多，主要集中于“京漂”系列小说里。他们是小说《我们在北京相遇》和《啊，北京》里的边红旗；是《跑步穿过中关村》里的敦煌和保定；是《伪证制造者》里的姑夫和路玉离；是《天上人间》里的周子平和他的表弟陈子午。虽说他们的职业和现实生活中的法律道德格格不入，但这个职业仅仅是他们为了留在漂泊城市的一种求生手段。对于像易长安这些坠入邪途的城市边缘人形象、对于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或许我们更多的应该是深思而不是批判。没有社会对假证的“需求”哪来他们这一行业的存在呢？应像徐则臣那样去欣赏这些人没有被现代社会训化的“‘野’的东西。”[2]（P25）或许我们的生活不应该只是千篇一律的三点一线，守着一份自己不喜欢的职业终日忙碌，或许我们需要像他们一样有激情敢于为了理想执着前行。

（二）城市的“他者”

小说中的几位主人公各自为了更好的生活走向城市，在各自的轨道中拼搏，试图真正成为城市中的一员。但是生活有它自己的逻辑，不会按照主人公预想的那样展开。初平阳为理想漂泊北京，最终如愿获得了学业的成功，但在热闹喧嚣的北京中他内心却空虚无着，精神无家可归，成为精神上的“城市边缘人”。他又一次像当初逃离故乡一般选择逃离北京，去一个让自己心安的地方——耶路撒冷。而秦福小在这座城市里没有安全感，就像她开电梯时即使电梯停止她也喜欢把门关着。几个人中杨杰是幸运的，他作为“城市边缘人”通过自己努力终于在这座冰冷的城市中占得了一席之地。但是这种占领应该只限于社会地位上，他的内心从未属于这座城市，以至于他用吃素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煎熬。

城市是产生陌生人的地方，经历城市漂浮人生的几位主人公最终明白北京的大风会让他们迷失方向，对于这座城市他们永远只能是“他者”。城市生活的压抑、紧张，生活空间的狭小，内心的空虚，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让这些“城市边缘人”迫切的想要重返故乡，在故土中重建精神家园。但是他们的这一次返乡对故乡体味更多的是陌生感，儿时生活的场景只能留在他们的记忆中，故乡已经将他们作为“外人”。他们沦为城市的“他者”，故乡的“外人”的尴尬境地。因此他们几人极力保护了斜教堂，将它修缮更名为“兄弟•花街斜教堂修缮基金”。看上去是为了斜教堂，其实是为了他们自己，给自己留下一点对故乡的精神寄托、安放自己的乡愁与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