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诸葛亮的形象塑造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诸葛亮，在中国文学人物中占很有重要的地位，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作者运用对比、 衬托、夸张等艺术手法，着力描写人物的某一特征，性格的某一方面，或支配人物的某一心理特性，达到高度的艺术集中，从而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诸葛亮形象是世代累积型的人物，又是在那个特定时代作家创作的人物。我们知道，中国人长期在这片国土上共同生活，创造了中国文化，同时中国文化也在塑造着中国人。诸葛亮形象这一典型形象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某些主要特质，特别是传统文化心理，传统民族精神等。

诸葛亮的出场是经过罗贯中精心安排的。首先向刘备推荐诸葛亮的就是水镜先生。水镜先生闻琴声就知道刘备在窥听，观气色就知道刘备自襄阳逃难而来；又向刘备指出“天命有所归”者就应在刘备身上；最后告诉刘备： “伏龙、凤雏，两人得一， 可安天下”。刘备再问伏龙、风雏姓名，水镜先生只言“好！好！”不肯再说。这就增加了诸葛亮很大神秘色彩。接着是徐庶走马荐诸葛，徐庶虽建奇功却自认为： “某比此人，如鸳马以并麒麟，寒鸦以配鸯凤。庶何足言之。此人乃天下第一人耳！”以徐庶衬托诸葛亮，并加以“天下第一人”的赞词。水镜先生说孔明自比管仲、乐毅，他认为可比姜子牙，张子房，并仰天大笑“虽卧龙得其主，不得其时！”再一次表现了诸葛亮的神秘和能力。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不仅吸收道教的哲学思想，而且谢了了斋酪、祝咒、 符篆等宗教仪式和方法。赤壁之战时诸葛亮三日前就算定长江大雾，取得曹操十数万箭可以说是干气象预测，五出祁山陇上割麦，也可以说是故弄玄虚，七星坛祭风则是典型的道教坛酞活动，即宗教祭祀祈祷活动。孙明“沐浴清斋，身披道衣，散发跳足，”这种斋仪与酿事密切关联。拨五百精壮军士在南屏山筑坛， “取东南方赤土筑坛。方圆二十四丈，每一层高三尺，共计九尺。”共一百二十人执旗守坛。诸葛亮是日“缓步登坛，观瞻方位已定，焚香于炉，注水于盂，仰天暗祝。” “上坛三次，下坛三次。”这些活动基本上都符合道教祈风酷仪。如果解释为诸葛亮了解气象变化，以此迷惑世人，似乎不符合原著精神。诸葛亮祈攘北斗增寿，也是道教蘸仪。 “由姜维引甲兵七七四十九人，各执皂旗，身穿皂衣， 环绕帐外。”诸葛亮“自在帐中设香花祭物，中布七盏大灯，顺布四十九盏小灯，内安本命灯一盏于地上，”孔明祝告毕，又读青词，每夜则步呈踏斗。对照《三国志平话》，这两处描写都由民间道术进而至正式的道教酿仪。我们可以看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诸葛亮思想确实包含了道教的成分，这也反映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产生时期，文人对道教的态度。

二、分析《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形象塑造。文献综述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罗贯中竭尽心血和才华描写的中心人物，是儒家道德人格和道家“自然”人格的完美结合，两者相济互补、相辅相成。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儒者气象”

香港学者余英时先生指出，先秦诸学派无论思想怎样不同，在表现以道自任的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以道自任的精神在儒家表现得最为强烈[3]。儒家所说的道即“仁义”，他们一再强调的“士志于道”即志于仁义。《三国演义》 中的诸葛亮身上，便体现了儒家知识分子“以道持守”的人格追求。诸葛亮身怀管仲、乐毅之才，却不轻仕于人，其“躬耕于南阳”，其实并非绝意于世事，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而是隐居以待天时。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是特别注意凸现这一点的，诸葛亮所唱之歌中就已透漏出这样的消息：“凤翱翔于千初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作者安排诸葛均拥炉抱膝而歌作为诸葛亮的映衬，其用意正是为了突出诸葛亮“非主不依”、 “以待天时”的以道持守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