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将文化记忆作为探究女性媒介话语研究的理论依据，一方面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为女性媒介话语表达提供了很好的表达契机，关于女性的刻板印象也在新时代的冲击下渐渐解构，例如女性在封建年代秉性女子无才便是德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到了当代这种现象得以改善实现了女子的教育普及，例如封建观念女子不涉军政，到了当代也出现了女性政治家。但是即便如此，在现代观念上，女性仍是男性的附属品是国家的附属品，这样的从属地位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那么我们需要探究为什么朝代更迭时代变化，很多传统观念渐渐朝着民主公正的方向扭转，而恰恰女性的从属地位却依然根深蒂固？为什么男性群体始终认为女性是自身的私有财产？甚至于很多女性群体也认为自己属于家庭而不该拥有事业？这需要用文化记忆的凝聚性结构作用来做阐述，人们往往在现代的生活中回忆前人的生活经验，并将此确立为生活准则，文化记忆的凝聚性结构将男性群体思想、女性群体思想分别凝聚到一起并秉承“男主外女主内”思想，重复前人的回忆。另一个方面，从记忆的角度来说，作为文化记忆媒介的互联网拥有着遗忘权、信息永久保存的特性，对于探究女性媒介话语表达遭遇的困境或成功，是极好的理论解释。

四、女性媒介话语表达的成功之处：形象设置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造成女性媒介话语的缺失主要原因就是来源于女性的社会性别，即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它是由社会和文化条件决定的，后天的社会环境制约形成了人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行为的刻板印象，虽然社会性别主要不是由性别决定的, 但社会性别直接与性别有关, 即在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有一种辩证关系, 相互产生。如果性别不会消失, 性别或社会性别差异就会永久存在。［14］但在当下女性恰恰用“她视角”，在大众传播中对自身进行不同的形象设置，扭转女性的刻板印象。

（一）女性、母亲形象

美国普利策奖评委会前任西摩平夫曾说：“女人是先天的信息传播者，但女性是先天的信息传播着并不代表着女性在大众媒介中享有足够甚至基本的话语权。”“女人是先天的信息传播者”听上去讽刺意味尤为浓重，这让受众将女性和传统形象中的“长舌妇”“大嘴巴”等负面形象联系起来，是琐碎非理性、难登大雅之堂的。当下女性zhuyi者在竭力解构传统的刻板印象，将媒介视为男权的分身，以男性为经验的话语遭到女性的解构，大众媒体，恰恰因为有了女性“她视角”，弥补了男性视野的空白世界，所谓“她视角”，就是用女性自己的角度观点对事件或新闻做出表述，传达给受众一个“ 她” 眼中的世界，由此从“被看的人”转换成“看得人”，解构着男性霸权思想，重新建立着属于女性自己的话语平台。她视角并非是要瓦解剥夺男性话语权，而是要颠覆媒介环境的男权体制来呼吁女性话语的真正回归，重建媒介传播关系的女权方面并重新挖掘发现、重新肯定母系的、女性的价值。这是女性价值论。文献综述［１5］柴静携纪录片《穹顶之下》强势归来，它的女性价值恰恰就在于柴静以一位女性并首次以一位母亲的视角来观察世界，来看待“同呼吸共命运”，来看待环境与生命，这里我们将柴静定义是一位生态女性zhuyi者。19世纪60年代，全球出现了大规模的环境污染，由此引发的重大公害事件引起了女性关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第三次女性zhuyi浪潮爆发，法国女性zhuyi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在其著作《女性zhuyi·毁灭》中正式提出“生态女性zhuyi”，一方面希望人们意识到要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就必须要加入女性视角，另一方面提出“对妇女和对自然的压迫两者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要依赖生态的和谐发展、反对各种形式的统治与压迫来改变女性的从属地位，号召妇女起来领导这场生态，把对妇女和自然的解放一并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并预言这场将搭建人与自然、男女之间的新关系。［１6］这和她视角有着某种亲密联系，强调自觉超越狭溢集团, 民族、性别、国家界限。从全人类和全球的度出发考虑问题, 在充分尊重差异的同时, 努力形成人类共同的认识、共同的价值和共同的实践，沟通媒介和世界。［１7］女性意识到由于女性的抵抗力低于男性，受到环境污染引发的生病率要高于男性，而男性的视角对环境危机问题的认识大多是与此不同的，也是存在缺陷的，所以只有依靠女性等多方视角，才能有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