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光年间的禁烟问题，相关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陈蕊对近代安徽地区的禁烟情况做了一定研究，包括鸦片带来的社会危害，清政府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变迁，并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分析了鸦片泛滥的原因，其在《近代安徽烟毒与禁烟》中提到：“近代安徽初期的禁烟，没有形成一个禁烟的系统，但是，纵向来看，囊括了禁种、禁运、禁售、禁吸四方面”，“粟制造的直接成品即是鸦片，毋庸置疑的，地理环境的符合是近代安徽鸦片泛滥的原因之一”“鸦片获利丰厚，刺激了罂粟种植与鸦片贩卖，是近代安徽鸦片烟毒泛滥的根本原因。”“社会风气败坏和吏治腐败是近代安徽鸦片烟毒泛滥的直接原因”“医疗卫生事业的落后和民众受教育程度不够，素质不高是近代安徽鸦片烟毒泛滥的间接原因”等。类似的针对地区烟毒情况的研究还包括罗海兵的《近代湖南鸦片问题及其治理》，蒋民国的《近代苏州烟毒问题及治理》等。李永春对士大夫的禁烟思想和禁烟行动做了一定研究，如其在《郭嵩焘禁烟思想述论》中提到：“郭氏始终认为，鸦片问题主要是由国内官民吸食栽种造成的，当先禁栽种吸食。但对于外烟并非取自禁自止之放任态度，而是在鸦片贸易合法化基础上，积极谋求与英国联合禁运，将查究外洋贩运与打击偷漏税等纳入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之中”“综观郭氏所谓人心风俗之整顿，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其一，养勤俭，去怠惰。其二，务农工商之实业，去士之虚名。其三，学校道德教育乃禁烟之本原。”“总的来说，郭氏一方面批评朝廷在禁烟问题上的失策，另一方面受命与英交涉鸦片税厘并征之事，又在中英朝野的禁烟声浪中周旋，从而提出了禁烟的新思路”等。汪雄涛和李嘉对晚清时期禁烟政策的变动及其原因做了一定研究，如在《晚清烟政与利益博弈》一文中提到：“晚清的禁烟政策大抵经过了如下几个阶段的演变：严禁、明禁实税、以土抵洋、严禁。最开始的严禁政策源自道光帝对鸦片危害国本的担忧，但在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严禁已不可能，于是改为明禁实税的柔性约束政策。在洋烟大量涌入中国的情况下，以土抵洋的政策在当时更像一种以毒攻毒的策略，然而就长远来看，它不啻于缘木求鱼。通观这段历史，我们发现利益逻辑始终贯穿其间。在此视角之下，所谓严禁和弛禁的标签变得模糊，晚清禁烟政策的流变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个利益博弈的结局”等。睢荫荫对晚清禁烟运动时期的中英外交行为做了一定研究有，如在《晚清中英鸦片税厘纷争探略》中提到：“在1858年11月鸦片输华合法化后，中英两国鸦片税厘纷争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于中国国内而言，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清朝末年，晚清财政陷入严重危机之中，每年都要负担沉重的赔款、军饷，在鸦片贸易合法化后，每年的洋土药税收入便成为了清政府赖以维持的重要经济命脉之一。而从英国来看，自19世纪开始，来自鸦片的收入在英属印度政府财政收入中所占的份额逐渐加大，使英国本土成为了鸦片贸易的巨大受益者。”“关于鸦片税厘纷争的结果中英两国最终要以条约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具体探究从1858年中英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至1911年签订的《禁烟条件》的谈判过程，就可以看出两国是如何通过鸦片税厘纷争而为本国争取利益的”等，国际元素的加入也使得这段禁烟历史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立体。68154

而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评估以及对执行过程中阻力因素的分析，公共政策学科中也有较为丰富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