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周代宫廷音乐的面貌

既然统治者们将音乐视为一种有力的统治工具，那么理所当然要为阶级不同和等级不同的人制定出具体的音乐使用制度。例如，关于乐队编制的规模、排列和乐器与舞队的数量。《周礼•春宫•大司乐》则说：“正月县（xián，即悬）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即：王的乐队和使用的乐器，可以按东南西北，排成四面；诸侯的排成三面；卿和大夫的排成两面；士的只能排一面。关于舞队的人数与排列方法，则是：“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即：王的舞队为64人，诸侯的为36人，大夫的为16人，士的为4人。

与此同时，政府部门还成立了“大司乐”为音乐领导机构。这所音乐学府培养的对象主要是王和诸侯的长子、公卿大夫的子弟，以及由民间选拔出来的优秀青年；课程的教学包括乐德、乐语、乐舞。乐德，即为“中和、祗庸、孝友”等音乐理论与道德；乐语涉及“兴道、讽诵、言语”等礼仪教育和行为的规范；乐舞则主要为“六代乐舞”。我们单独把六代乐舞拿出来了解：六代乐舞是颂扬先秦不同时期创业首领或帝王的文治武功，由六个据说黄帝时期留存下来的代表性乐舞：黄帝时的《云门大卷》、尧时的《咸池》、舜时的《大韶》、夏禹时的《大夏》、商汤时的《大濩》、周初的《大武》。”而六代乐舞在周代的用途主要是祭祀天地、山川、祖宗；其特点是规模宏大，诗、歌、舞一体，而声调平缓，表现一种庄严、平和、中庸的情绪，具有严肃静穆之感。

2.2  周代宫廷音乐的发展

周代祭祀复杂，各种系统都非常具体，细致。其涉及的仪式更广泛，是政治制度和具体的意识形态。在各种祭祀活动里，音乐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与礼仪，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类别上周仪式是很广泛的，但、大致可分为五种：“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特设置春官大宗伯来掌管这五礼，“以吉礼事邦国之人鬼神祗；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军礼同邦国；以宾礼亲邦国；以嘉礼亲万民。” 据不少文献显示，而在当时吉礼和嘉礼是音乐的主流。所谓吉礼就是人们常说的祭祀，当时也有郊庙祭祀，此祭祀由帝王亲自主持，仪式空前盛大壮观，在祭祀的各个环节分别有音乐配合。嘉礼则有四种形式：①乡饮酒礼：乡饮酒礼是嘉礼中一种起源于原始氏族部落以尊老、敬老和养老为主旨的礼仪形式；②乡射礼：周代会为基层组织定期举办射箭比赛大会。其实整个乡射礼仪对音乐的运用情况，与前面提到的乡饮酒礼实属异曲同工；③燕礼：这可以说是周代中层阶级（诸侯和王公大臣）在举行宴会时的礼仪形式。在当时燕礼仅次于祭祀的礼仪。④大射礼：同样是射箭比赛但这个却是有帝王亲在主持的贵族式射箭比赛叫“大射礼”。在礼仪的各项规格上更是相对高出很多，规模更大，场面更加隆重。

3  西周时期音乐文化的演变

音乐的分类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严格，像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文人音乐与民间音乐、宗教音乐与民间音乐他们之间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换句话说，民间音乐是他们的发源和取材点，然后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分别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之后在音乐韵与音乐风格上演化出各个变化；也有的不做任何改编，民间音乐的色彩浓厚。除此之外，前面所提到的三种音乐形式所用的创作方式，几乎沿用着先前的“口头创作”等。例如在书写乐谱的同时大量保留了之前的“即兴化”“地域性”和“一曲多用式创作”等。在周代，宫廷的大典及大型活动相当丰富，如天子祭祖、大射、视学及两君相见等重大场合，那么也就注定雅乐这一种乐舞方式不足以满足这琳琅满目的大典形式，因此便也出现了不少其他的宫廷音乐形式：如颂；后宫嫔妃们侍寝是所演奏和使用的房中乐（不用钟、磬等打击乐器，只用琴、瑟等丝竹乐器伴奏）；此外当时的周代宫廷中存在着秦、楚、吴、越等地的“四夷之乐”，这点也看出当时的民族音乐也有了一定的交流；还有一种相对规模较小的舞种，专用于王公贵族的后代礼仪教学的，如《羽舞》、《黄舞》等；随着地方诸侯势力的强大，周王室日渐衰落。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以后，雅乐已完全失去了其统治地位，走到了“礼崩乐坏”的绝境[1]。甚至诸侯贵族也开始无视礼乐制度的束缚，把这个按礼乐制度永不可变动的音乐看成了“古乐”，对它越来越感到厌烦和挣扎，这时民间音乐开始不断骚动并得到了空前发展，当时最为突出的便是“郑卫之音”。加上因为贸易往来、战事连年，民间俗乐更是进一步为宫廷所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