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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将文人画称为“士人画”，在《又跋汉杰画山二则》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并对士人画与院体画做出了区分，他认为“观士人画，如阅天下之马，取其意气所到。若乃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一〕苏轼认为文人画与院体画的最大区别在内在思想，文人画是具有意气的画，在这里，意气一词可以被解读为士人之气，也就是通过画面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文人思想，浓厚的文人趣，这也是文人画自产生以来一贯具有的内涵精神。
三、苏轼论画的创新
根据苏轼现存的画论来看，不难看出他推崇风格清新秀丽，浑然天趣，画面气韵生动的绘画作品，也就是凸显了画家坚定的主观性，区别于画匠之作，有着浓重个人情怀的文人画。
而在苏轼的诗文题跋中，论画也都是围绕着文人画所展开。苏轼本人也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二〕首创了“诗画一律”的观点，认为文人画既要具备自然的天工之趣，也要包含清新意趣。所以可以说苏轼是文人画的坚定拥护者。
苏轼不仅只是继承了文人画一贯提倡的清新秀丽的画论。同时也根据自身的创作感受，在文人画的鉴赏创作角度提出了其它极为丰富的画论思想，其中“传神论”和“常形常理”最具代表性，也最能体现出苏轼对于文人画的深入认知。
“传神”这一理论最早见于晋代画家顾恺之的画论，顾恺之认为“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三〕苏轼所著《传神记》一文发展了这一理论。苏轼认为绘画意在传神，非过度形似，而是在于所绘内容神似，更提出要通过具体的艺术技法表现，画家进行细致观察，善于提炼人物突出的特征标志，“欲得其人之天，法当于众中阴察之。”〔四〕以达到传神境界。‘传神论’不仅是苏轼对于艺术观察所提出的重要方法，更是对绘画艺术的长远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启示。
“常形常理”画论的提出，最早见于苏轼观文与可画竹而写出的《净因院画记》。苏轼认为绘画的事物不外乎两种，一类是常形，即为有固定形状，另一种是有内在规律但不存在固定的形状。画家在进行绘画过程中，既要描绘常形，也要符合常理。因此苏轼认为“合于天造，厌于人意”是绘画当中“形”与“理”统一的最高境界〔五〕并且提出只有文人画可以体现出无常形之物，而画工只能画出有常形之物。由此可见，只有追求格调上的脱俗，注入了极高的文学修养的绘画作品方可成为文人画，这一观点已成为贯穿苏轼所有画论的主体思想。
无论是“传神论”“常形常理”以及，苏轼所提出的画论重点都在一个“意”字，也就是文人画所追求的潇洒自如，不拘笔法，旨在抒发内心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