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灯>论》这篇论文，我经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对前人的研究成果作出总结。

《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的李云雷的《以‘有情’之心面对‘尖锐’之世——读贾平凹的<带灯>》中说到所谓‘尖锐’是指作者对诸种阴暗社会现象的描绘，小说涉及到了不少尖锐的社会问题，上访，矽肺病，生态问题，乡村选举的弊端，乡镇干部的权利斗争，尤其是小说最后写到的两拨人围绕纱厂展开的械斗，那种肆无忌惮的彼此杀戮真可谓惊心动魄，而这正是资本在乡村中为取得垄断所进行的血腥斗争，贾平凹将这一幕冷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遭遇的残酷场景。有情是指主人公带灯对待周围人与事的态度，她并非以功利或理性的态度去面对世界，而是以情感去感知理解。同时她的“有情”也是一种超越性的审美态度，置身于现实的世俗生活中，但又能与之拉开一定的距离，以审美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各色人物，山川，河流，植物，并能从中感受到与万物的联系与愉悦。44359

常州工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副院长论述就小说叙述的社会内容而言，《带灯》却是反映了当代中国乡村转型的历史情态，但就小说叙事的思想蕴含而论，《带灯》却表现出某种精神贫弱的现象。他既对政府人员的素质与作为颇有微词与非议，又对他们的现实处境多有同情；他既涉及乡村社会“体制问题、道德问题、法制问题、信仰问题、政治生态的问题和环境生态问题”等诸多现实矛盾，但对现实问题缺乏主体精神的凝神观照与判断。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李遇春论述《带灯》的说话组合模式扩展了贾平凹所憧憬的平等自由式论文网，即闲聊式的小说说话体制。小说既有全知说话的优长又有增补，比如增添了长话短说的篇幅，更易让读者接受。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储兆文《解析<带灯>的上访死结》中提到古老的礼俗社会的权威在现代文明到来时而悄然隐退，宗庙及其与之相连的长期形成的礼俗约束的弱化，经济社会新的利益格局中不可能自然形成的新的制衡力量，新的乡村社会无法保持自我平衡和稳定。

    常州工学院的杨俊国在《飞舞的皮虱和闪烁的萤灯——读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中论述虱子在《带灯》中已不是简单地叙写乡村的腌臜，它隐喻社会生态的沉滞和灰暗，自然生态的灾难，当皮虱如雾霾般地出现，贾平凹更是赋予它某种世事征兆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