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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判例见解与其他判例相矛盾。台湾“最高法院”2008年度台上字第3600号判例认为：“贩卖毒品罪之贩卖者与购毒者就买卖毒品之重要内容有所表示时，纵使贩卖者尚未实际交付毒品，仍可认为已经着手贩卖毒品之实施；亦即贩卖毒品之犯行，以贩卖者与应买者双方就买卖毒品之重要内容有所意思表示而达成契约之合致时，即已着手于贩卖毒品之构成要件行为。”换言之，在有买受人之犯罪事实，已有“意思表示合致”，尚未交付毒品或收受金钱，属贩卖未遂，因而仅有意图营利而购入毒品之行为，则尚未有着手行为，至多仅属预备行为。(42)据此，为贩卖而买入烟毒的，就不可能构成贩卖烟毒既遂。显然，1936年非字第123号判例与2008年度台上字第3600号判例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最新的判例成立，则1936年非字第123号判例见解就应被废止。
第三，判例见解与刑法规定相冲突。《毒品危害防制条例》在第5条设置了意图贩卖而持有各级毒品罪。因此，对于行为人基于贩卖之目的，购入毒品后却尚未卖出之情形，论以该条例第5条之罪，即为已足，而不应以贩卖毒品罪既遂处理。如果继续采用判例见解，以营利意图而贩入毒品的就成立贩卖毒品罪的既遂犯，则贩卖毒品罪与意图贩卖而持有毒品罪，两者不管在解释上或是实务运用上，都将无法划出清楚、明确且合理的界线。(43)就《毒品危害防制条例》第5条之立法意旨而言，立法者显然是有意将“购入毒品后，并已复行卖出”与“购入毒品后，尚未复行卖出”之情形予以区分，若仍继续沿用判例见解，将导致《毒品危害防制条例》第5条之规定遭到架空，而几无适用之余地。目前台湾实务界的做法已导致贩卖毒品罪在适用范围上被不当扩大，破坏了立法者所预设的立法区分架构，除侵蚀“意图贩卖而持有毒品罪”的适用范围外，亦使得《毒品危害防制条例》第4条第6项“贩卖毒品罪之未遂犯”的处罚规定几无适用之可能。(44)在判例见解与刑法规定相冲突时，无疑应维持刑法的规定，放弃判例的见解。
第四，我国台湾地区烟毒犯罪的规定受日本刑法的影响甚深，但日本刑法学并不支持买入即既遂说。日本《刑法》第136条规定，输入、制造、贩卖鸦片烟，或者以贩卖为目的持有鸦片烟的，处6个月以上7年以下的惩役。关于贩卖鸦片烟罪中“贩卖”的含义，日本学界均认为是指有偿让渡毒品。如团藤重光教授认为，贩卖鸦片烟罪中的“贩卖”与日本《刑法》第175条贩卖淫秽物品罪中“贩卖”，二者含义一致，可以相互参照，均是指将物品有偿让渡给不特定、多数人的行为。(45)大塚仁教授认为，贩卖鸦片罪中的“贩卖”，是指将鸦片烟有偿让渡给不特定或者多数人，具有有偿让渡的意思即可，无需反复实施，亦不问是否获得利益。(46)此外，德国学说上也大都认为应以毒品是否已经实际转让，作为认定贩卖毒品既未遂的标准，因为这一标准不仅从法益侵害的观点切入探讨，而且可避免抽象危险犯的构成要件被恣意扩大解释；此外，毒品是否实际转让是一个较为客观化的标准，比诉诸行为人是否有营利的意思这一主观标准更为妥当。(47)如此一来，买入即既遂说是否妥当，就是大有疑问的。已满多少周岁的人贩毒要负刑事责任标准答案
第五，从1936年非字第123号判例的出台背景看，买入毒品即既遂说恐怕是对判例的误读。1936年判例解释的对象是1929年7月29日《禁烟法》第6条。《禁烟法》第6条规定：“制造鸦片或其代用品或贩卖或意图贩卖而持有或运输者，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五千圆以下罚金。”该条除处罚制造、贩卖、运输烟毒行为外，同时还处罚意图贩卖而持有烟毒的行为。“意图贩卖而持有”与“贩卖”同列于法条中，处以相同法定刑，故当时统称贩卖烟毒罪。1936年非字第123号判例所指“禁烟法上之贩卖鸦片罪”正是指该法第6条中段的“贩卖或意图贩卖而持有鸦片”罪，其行文接下来所称的“并不以贩入之后复行卖出为构成要件”，乃是指意图贩卖而持有烟毒罪的构成要件。该判例最后所指“但使以营利为目的将鸦片购入或将鸦片卖出，有一于此，其犯罪即经完成，均不得视为未遂”，是说以营利为目的将鸦片购入者，成立意图贩卖而持有的贩卖鸦片罪既遂，以营利为目的将鸦片卖出的成立贩卖鸦片罪既遂，故“均不得视为未遂”。可见，1936年非字第123号判例针对“贩卖”烟毒与“意图贩卖而持有”烟毒，分别确立了不同的既遂标准，仅有购入行为的成立意图贩卖而持有烟毒罪的既遂犯，这不是贩卖烟毒罪的既遂标准。司法人员适用该判例时，未能结合当时法律规定以深究其义，以致望文生义，进而误解该判例长达70余年之久，进而衍生后续判例，也就不足为奇了。(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