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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协同领导在医疗小组中的运用，对医疗社会工作实践领域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的补充：
首先，探讨适合医务小组工作的领导模式。通过研究自发形成的协同领导者，从他们身上寻找两者可以共存的因素和条件，再将小组工作领导理论与其进行对比，讨论异同。寻求普遍适用的发展规律，探讨适合医务小组工作的领导模式。
其次，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小组工作的价值原则背后蕴涵着的是西方现代文化中崇尚个人主义和体现自我意识的哲学理念，但这些价值观和小组工作方法一起引入中国本土时，就会设计对本土情景的适应性问题。 通过实践，检验出小组工作理论在运用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对经验进行总结，是将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前提。
最后，在总结中将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真理是通过实践锤炼的，实践之后能对理论进行去芜存精。通过实践进行总结与反思，用理论对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与亮点进行分析，总结经验，是将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之一。
随着社会不断在进步，医生在诊断过程中逐渐意识到慢性传染性疾病的治疗仅靠诊断是不够的，他们也开始寻找适合、有效的方式来为病人提供心理上的支持。本文针对上海某医院七位耳鸣患者组成的耳鸣患者互助小组，开展小组社会工作，并对实践后的案例进行总结，并对其结果进行反思，通过参与观察偶然性形成的小组，探讨其形成的原因及过程，以此对比协同领导理论与本土形成的协同领导者的异同，总结出适合本土发展的理论。
（三）研究问题及其界定
（1）研究问题界定
根据以上背景不难看出，医患对于彼此之间的沟通均有重视，碍于客观因素而未能达成满足患者要求的交流。而发生在耳鸣患者及专科医生身上的事，则是由于医院看病体系的限制，导致医生与患者沟通时间过短，患者对疾病相关的认知过少，从而产生一系列的消极情绪反应，如焦虑、抑郁、烦躁等。消极的情绪对于疾病的治疗是弊大于利的，患者因消极情绪的出现，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工作状态，又将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归咎于疾病，对疾病更加抗拒，如此恶性循环，对于疾病的治疗十分不利。
如何为医患搭建一个沟通平台，解决以上问题，这是本次研究的起源。个案社会工作、小组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并称为社会工作三大方法，根据目前医院现状来说，显然只能从个案或小组中进行选择。两者中又以小组工作为更优。小组工作自从20世纪末被引入中国大陆以来，小组工作在众多群体和领域得到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小组工作独特的优势，在小组工作过程中，工作者很多时候的主要任务是为组员提供一个有效互动、沟通、交流的平台，由于组员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可以避免服务对象有意回避自己的问题及成因，为组员高水平的自我坦露提供了可能 。
医疗小组从性质上归类为治疗性小组，目的是帮助组员改变自己的行为，应对个人问题，小组领导通常要被当成专家、权威和改变的动力 。再加上医疗小组的服务对象具有特殊性，服务对象的需求不仅包括心理疏导、社会支持等社会工作提供的帮助，也包括与疾病相关的知识及治疗手段。这对于小组领导者知识层面上的要求比普通小组社会工作更高，单独领导小组的可能性直线下降。单独领导行不通，可以尝试协同领导。协同领导是指在小组工作中，有两个工作员分享领导权（Corey & Corey,1992) 。医生与社会工作者两者协同领导，既可以满足患者对于心理疏导、社会支持方面的需求，又能满足患者对于疾病治疗的需求，且对于领导者要求又不至于过高，满足普及小组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