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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随着下岗失业人数的增加和物价连续大幅度上涨，使得城镇低收入家庭难以承受，生活在社会较低层的居民连温饱都成了大问题的背景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营运而生。1993年5月，上海率先建立这一制度，并通过不断完善低保制度发展延续至今，低保的救助对象范围不断扩大，救助标准也跟随着市场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适应。根据2013年1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在过去的五年中城镇和农村低保标准分别提高63％和84％。而在去年本市城镇低保标准从原每人每月505元提高到570元，农村低保标准从原每人每年4320元调整到5160元。
低保制度的实施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贫困问题，但只是停留在短期内解决问题的层面，减缓这种贫困矛盾的增长速度，却无法有效地抑制和消除贫困。于此同时也无法解决因为贫困所带来的次生问题，如低保家庭的社会资源匮乏，低保家庭孩子的支持系统薄弱等。
正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所表述的，人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当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生理需求得到满足时，就开始追求更高的需求。而在埃里克森的任务和危机说中融入社会更是被列为其中，社会适应不良、社会化不佳的青少年有较多偏差行为就是该原理的体现。所以低保制度的实施或许能勉强为贫困家庭提供经济和物质方面的支持，但是在社会融入，社会参与方面还需要通过福利政策的优化和社会公众的关注与支持。
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50个低保家庭孩子在社会参与及社会融合方面的研究，了解低保家庭孩子在与他人交往过程的行为及心理状态，从而探索如何从社会整合与社会关系层面着手促进低保家庭孩子的社会融合，改善社会关系，从而解决因贫困所带来的次生问题。
二、已有研究与贡献局限
（一）已有研究
近年来我国城镇贫困家庭数量的增加以及救济金的大量发放都突显了贫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贫困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和经济上的问题，同时也为社会的发展和运行带来了不少难题。
在低保家庭孩子的问题的研究中，在提到低保家庭孩子或贫困家庭孩子时的社会融入和社会参与时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从结构式的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限制低保家庭孩子的机制是什么，即从宏观—中观—微观，这三个层面着手。
从宏观层面上看，社会排斥是造成低保人群及其子女难以融入社会，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主要原因，其中社会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尤甚，低保制度虽然满足了社会低收入群体（或生活于贫困线以下的人群）的物质需求，但也将该群体贴上了“救助”、“无能”等负面标签（刘春怡，2007）；由于社会救助制度设计缺陷的存在，使得受助对象的主观福利受损，即由于受益资格的申请和救助金的领取过程中产生的主观“羞辱感”，使得受助对象被“污名化”（汪亦泓，2011；柯仲锋，2011）。
从中观层面上看，低保家庭孩子社会支持系统的孱弱是阻碍他们融入社会，与他人形成良好社会关系的一大要素。弱势群体的生成是一个社会的必然，或源于客观的、自然的生理特征，或源于主观的、人为的因素，或源于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不公平。物质的贫乏、市场竞争力的弱势和政治文化层面的软弱无力成为弱势群体的主要特征。作为社会个体的弱势群体不可避免的生活在社会网络之中，但又同时被排除在社会主流生活之外，他们体会的是无尽的网络孤独（樊金娥，2005；金楠，2005）。在低保家庭孩子的社会网络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是家庭环境与学校（或社区）环境。这是他们能够直接体验与感受到、并具有影响作用的社会环境。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家庭环境，家庭状况及变化会直接影响低保家孩子对社会的认知与接受程度，进而影响到社会融合状况及变化。此外，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对儿童的社会情绪适应具有负面的作用，包括同伴关系受损、低自尊以及其他内在问题。从同伴关系来看，生活水平较低的儿童比生活水平较高的儿童更少参加放学后和户外休闲活动中的群体游戏。对贫困儿童同伴关系的定性研究发现，贫困儿童比同伴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感受缺陷、尴尬、伤害、被捉弄。他们将社会资源的匮乏内化为剥夺感，认同自己是贫困团体的一员，而这是一种社会隔离的象征。（张卫，2007；李董平，2007；谢志杰，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