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梦想小镇、阿里巴巴园区以及高校的入驻，吸引大量外来人口拥入该地寻求就业机会。在仓前镇现代化建设的初期，由于工地很多，因而吸引了各地的农民工来此务工。但当工地建设接近竣工，这些文化程度较低、谋生手段较为单一的农民工生活无以为继，只能集中在郊区工地周边与城郊结合部等地。

仓前镇附近主要有两所大学，自立自强的观念意识深植于部分大学生脑中，尤其是家庭条件较差、来自偏远地区的大学生不愿意再让父母承担学习费用和日常生活开销，因而，无需较高的技术和资金就能获利，使得大学生构成该群体的重要部分。

（三）流动摊类型

以贩售的内容来区分，仓前街道上流动摊主要类型有五类：熟食类、瓜果类、服贸类、瓷器类和服务类的流动摊。其中，熟食摊占被调查流动摊的67%，包括杂粮煎饼、烤红薯、炒面、烧烤；其次是瓜果摊占18%；服贸摊占7%，主要出售女性衣物及加厚裤袜。而服务摊通常为手机贴膜，在笔者调查的区域该类流动摊较少，占被调查的4%。

熟食摊、水果摊的比例较大与我国膳食消费结构有关，以温饱为重要衡量，高校学生和周边居民偏爱粮食类和水果类食物。

  流动摊贩的类型

数据来源：实地调查

（四）流动摊贩生存现状

以产生行为的动机对流动摊贩加以区分，仓前镇的流动摊贩主要分为生存型、创收型和兴趣型三种。

生存型的流动摊贩多为取得初中文凭的四十岁以上的男性，家庭收入通常依靠社保和偶尔设摊获取。这类摊贩占被调查总数的44%，他们缺乏必须的就业技能，一定的经营资金以及必要的社会扶持，不得已选择经营成本较低、专业技能要求不高而往往获利快的流动摊形式求生存。根据笔者的调查，这类摊贩设摊日均收入在50至80元，根据2013年杭州市政府《关于调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杭州市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588元，假设一个月设摊十五天，他们的月收入不超过2000元。按照仓前镇的消费水平来说，勉强能够维持一个三至五口的家庭生存型消费，而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几乎是不可能。

拥有正规的店面但店面的地理位置偏远，营业额较低希望通过摆摊增加收入的摊贩，笔者将其归为创收型摊贩，占被调查总数的32%。创收型摊贩一般是三十岁为主的女性，她们拥有一定的烹饪技能，生存需求较不紧迫，并且相较于男性更加善于与人沟通，容易获得周边居民的理解和支持。

另外，占24%的兴趣型摊贩往往是高校学生，他们通常将摊位设置于高校附近，以体验生活为主要目的，生活压力很小，不过多计较和在意是否盈利，用较少的创业资本进货贩卖服贸，或是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服务业。文献综述

 流动摊贩以动机分类

数据来源：实地调查

三、杭州市余杭区仓前镇流动摊贩治理问题及原因

（一) 现行治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长久以来，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对城市中的流动摊贩采取单一垄断型治理模式，其主要特征是权力本位，政府权责统一，扮演着“划桨”的角色。这样自上而下单一垄断型治理模式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最大限度整合社会资源发挥政府最大功效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社会zhuyi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程度持续深化，这一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主要表现为：

1.治理理念落后，官本位色彩浓厚

传统的官本位观念往往迫使城市管理者以理性“行政人”的身份与其治理对象隔绝，甚至对立。为追求短时期内最佳的治理成效，在“限制”的实际治理理念主导下，制约着城市管理者的行为。依托围堵、取缔的治理手段，常常为应付大型活动举办要求或者上级检查而开展“运动式”、“突击式”治理。从而，与 “以人为本”的治理要求背道而驰，未能从流动摊贩生存需要和周围居民的根本利益加以全面考量，使得城市管理者与流动摊贩的矛盾日益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