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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东方人的认知方式是场依存型，思文方式多偏向于整体思文，西方人则更多的是场独立型的认知方式，擅长使用分析思文。Nisbett ，Varnum Grossmann和Kitayma (2010)[4]提出的社会取向假说（Social Orientation Hypothesis）指出，社会取向的差异是造成东西方个体认知加工存在差异的理论解释之一，但是语言、遗传、以及文化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例如，有学者认为，眼动研究中的文化差异是通过社会实践起作用的。就好像西方人和亚洲人对下一代的抚养教育方面存在的差异一样，其主要社会原因是受到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亚洲人生活在一个相对复杂的社会网络中，有着规定的角色关系，关注生活的环境对有效地适应社会生活来讲是至关重要的。相比较而言，较少依赖社会系统生活的西方人，强调独立和自我，使他们更少的注意到背景。东西方不同的社会文化体现在场景知觉加工任务上就产生了眼动指标的差异。
（二）文化与语言之间的关系
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 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会产生显而易见的差异。当文化之间的差异作用在语言上, 语言就会成为文化差异的承载物。因而，一种语言得以广泛的使用和传承，一定是依附于它所存在的文化环境，并遵循该文化的规则。思文所具有的方式、特征、风格是语言生成的哲学机制，因此可以说语言实际上就是紧密依附于思文这个有无限纵深的基础上的结构体。因此,对一门新的语言的学习掌握过程, 不仅是一种语言的运用活动, 更是一种思文活动。语言上的差异也是造成认知上存在差异的影响因素。就英语和汉语而言，因为分属于不同的语系，所以存在必然的着异。这些差异通常在词汇的书写形式、语音、语义、语法和语用方面呈现着一些各异其趣的风貌。双语者所掌握的第一、第二语言是相对独立的，两种语言共享一个语义记忆。第二语言与共享语义之间的联系比第一语言弱，所以双语者在运用第二语言的时候要翻译成第一语言才能通达语义。初级阶段的英-汉双语者能深刻的体会翻译时出现的大翻转(范琳、刘振前，2007)[5]晋代佛学大师释道安在翻译佛经时感叹“胡语尽倒”要把西方语言翻译成通顺的汉语，就需要翻个大跟头才颠倒过来才能理解。英语和汉语在形容词修饰名词时也存在不同。在汉语语法中形容词在名词前起修饰作用（沈家煊，1996）[6]较汉语语法而言，英语语法中存在很多形容词时修饰名词形容词后置的现象（乔翔，2011）[7]。“尽倒”的现象在方所（方位和处所）上体现的尤为突出。在表达时，英语和汉语的参照物和目标物的陈述顺序是相反的：在汉语中要先陈述参照物，紧接着陈述目标物，而在英语中却是先突出目标物在陈述参照物。尽管存在“尽倒”的现象，但是英语与和汉语都将目标物作为语义的中心，而参照物被做作为背景信息来修饰参照物（张璐，2002）[8]。
（三）本文研究出发点及目的
国内外学者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的场景知觉加工方式存在不同的观点。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旨在通过语言的差异来验证文化对场景知觉的影响作用，进一步探讨文化与思文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实验设计源自于，王娟，张积家、刘鸣印从（2011）[9]通过分析熟练的汉-英双语者对场景图片喜好度进行评定时的眼动数据来考察不同启动语言对受试者场景加工的影响。受试对场景图片的喜好度评定，被是根据自己的喜好观察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并没有对场景图片进行精确的意义加工，不同的启动语言类型对场景知觉影响程度无法得到深入的体现。本次次研究采用的是场景一致性判断，使受试者可以根据启动语言类型对场景图片进行深入的加工，进而分析受试者的眼动指标，分析启动语言对英-汉双语被试场景知觉的影响。王娟，张积家（2014）[10]的研究中同样使用的场景一致性判断任务来研究启动语言对双语被试场景知觉的影响。此次实验设计中的图文对应方式为，一个启动语言对应三张图片（图文一致、前景不一致、背景不一致）。例如，启动语言“水中亭”,对应的场景图片有三张的意义为：1、湖水中央有一个亭子，2、湖水中央有一个纸船，3、树林中有一个亭子。此设计中将场景图片分为三个类型而启动语言没有改变。无法明确区分实验结果是由启动语言的类型产生的还是由于图片之间的差异产生的。此次实验的中文短语采用的是三个或四个自的短语，存在歧义，例如，“水中亭”“海中岛”等。本试验设定时，将汉语短语命名准确，启动语言分为三个类型（图文一致、前景不一致、背景不一致），对应的场景图片不变，并且将中文启动短语进行精确命名。如，“沙漠上空的热气球”（图文一致）、“沙漠上空的飞机”（前景不一致）、“城市上空的热气球”(背景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