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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近代化的背景为：鸦片战争之后，最初的学前教育机构由西方教会、医院兴办，一般附设在本机构之下，传授的知识也以培养基督教徒为目的。19C80年代之后西方人兴办的学前教育机构开始在沿海口岸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这对中国产生了冲击。《马关条约》签订后，民族资产阶级开始重新思考中国近代化的方向、历程，开始在制度层面上进行思考，其代表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就提出了仿照西方，并结合中国国情建立学前教育机构——人本院、育婴院，但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这一理想未能变为现实。《辛丑条约》的签订对清政府上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其开始自救运功：清末新政。
学前教育开始由家庭教育向社会教育转变这一成就，取得于清末新政时期，清末新政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各个方面，是一个系统全面的改革，在教育方面的成就是仿照日本建立了癸卯学制，其中在初等教育中附设蒙养院这一机构，作为公共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其后又建立了以武昌蒙养院为代表的一批官办公共学前教育机构。在政府的鼓励与外来因素的影响下，以严修在天津创办的严氏蒙养院为代表的民间公共学前教育机构也开始悄然兴起。据袁希涛的《五十年来中国初等教育》统计“至1907 年有蒙养院428 所，入蒙养院的幼儿生有4893 人，1908 年蒙养院 114 所，幼儿数为2610人，1909年，蒙养院 92 所，在院幼儿为 2664 人。” [1] 随着公共学前教育机构的建立，学前教育的责任也开始逐渐从家庭转向社会。
在看到中国公共学前教育兴起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首先，在癸卯学制中，学前教育仍主要有家庭来承担，公共学前教育机构处于辅助地位。这就导致其授课时间很短“每日不得过四点钟” 。[2]民间兴办的蒙养院上课时间在癸卯学制的影响下也很短，以严氏天津蒙养院为例每日仅授课两个小时 [3]这一上课时间远远低于正常幼儿园的授课时间。其次,是蒙养院兴建的过程困难重重,主要问题是资金不足。1906年松江府田守庚上报“而近来各处士绅请款办理学堂者，往往指拨育婴敬节各堂经费。虽为急谋兴学起见，然穷嫠弃婴亦不可不为念及。” [4]可见在育婴、敬节二堂的基础上建立蒙养院的同时，二堂的社会救济功能依旧存在，因此原来的经费便更为紧张，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只能是“此外仅江甘两县禀报，其余尚未禀办”，松江府历来富庶，其兴办蒙养院时经费尚且不足，其他地方比此更甚。
（二）学前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成就与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的学前教育主要在家庭中进行，公共的慈幼机构均为福利性质，与近代意义上的学前教育机构相去甚远，故而专业的学前教育师资队伍便无从谈起了。19C80年代教会势力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兴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同时，也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幼师培训机构：1892年海淑德在上海办了一个幼稚师资训练班；1898年英国长老会在福建厦门创办幼稚师资班……1912年改名怀德幼稚师范学校[5]，这一时期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教会幼稚师范教育控制了整个幼教界”。 [6]
这一时期清政府在兴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同时也在进行学前教育师资培训的工作。《奏定学堂章程》第四节“乳媪既多，其中必有识字者，即令此识字之乳媪为堂内诸人讲授……若堂内乳媪全无识字者，即专雇一识字之老成妇人入堂，按本讲授”法规不仅规定了师资的培训，还规定了培训幼师所用之教材随着蒙养院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仅靠蒙养院所培养的“识字乳媪”已不能适应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