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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建立更为专业的师范教育体系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07年《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第三节“教授女子师范生，需副女子小学堂教科、蒙养院保育科之旨趣，使适合将来充当教习、保姆之用。”期培训之内容也更为科学化、近代化。第四节“其教课程度，先教以教育原理，使知心理学之大要，及男性女性之别，并使明解德育智育体育之理；次教以家庭教育之法；次教以蒙养院保育之法……并使之知家庭教育与学堂教育之关系，及家庭教育与国家之关系；次使于附属女子小学堂及蒙养院实地练习，教授生徒及保育幼儿之法则。”从其教育内容便可看出心理学、生理学、教育原理等为师资培训之内容，较之《奏定学堂章程》更具有科学性，其使师范生了解学前教育与国家之关系，则体现出其已认识到民族国家这一近代概念，并知使学前教育为其服务，较之于古代教育更具有民族性、近代性。
以上仅为官方的政策规定，而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则较政策规定更为领先。1903年张之洞兴办湖北幼稚园，为培训师资即延聘日本教习进行幼师培训、主持幼稚园事务。1904年又上《扎学务处办敬节育婴学堂》要求聘请日本教习培训中国的“节妇、乳媪”。民间兴办的学前教育机构也是如此，如严修聘请大野铃子等日本教习在天津兴办严氏女塾讲习所、吴朱哲从日本学成归来在上海创办保姆讲习所。
经过官方、民间的努力以及教会势力的作用，在清末时期，中国开始出现了一批最早的专业幼师，这对推进中国学前教育近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还应看的其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中国学前教育师资培训被西方教会势力把持，所学内容也多从外国直接引入，未能很好地适应中国国情。其次，在1907年《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颁布之前，幼稚师范教育极不专业，识字之乳媪根本不能完成近代意义上的学前教育教学工作。而在1907年之后中国政局动荡、帑银紧缺，故而专业的师资培训难以全面发展。
（三）学前教育课程设置中的成就与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的学前教育以家庭教育为主，其教育内容主要为身体养护、生活常规的培养、以立志、孝悌、崇俭、诚信、为善为核心的初步道德教育及以三百千、计算、诗赋为核心的早期知识教育。与这些教育内容相适应的还有一系列的教育原则与方法，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家庭教育实践体系。 [7] 这一体系与近代教育体系完全不同，故从19C80年代其西方教会开始兴办幼稚园起，到清政府自主创办蒙养院，再到民间力量兴办学前教育机构，与这一过程同时进行的还有学前教育内容由古代向近代的转变。
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的蒙养院课程主要有“游戏、歌谣、谈话、手技”等已与传统的家庭教育不同。有趣的是其第九节规定“保育学堂既不能骤设的，蒙养院所教无多，则蒙养所急者仍赖家庭教育，唯有刊布女教科书之一法”由此可看出在蒙养院初创时期学前教育仍多由家庭教育承担，而家庭教育用于教课的官方教科书则以《孝经》、《四书》、《列女传》、《女诫》、《女训》及《教女遗规》等书为蓝本编纂而成。但是也应看到其进步“并取外国教育之书，择其平正简易，与中国妇道不相悖者，广为刊布。” [8]清政府已经开始向传统的家庭教育内容中加入了相对进步的外国教育理论。《奏定学堂章程》中课程设置上的这种矛盾恰恰反映了中国学前教育由古代转向近代过程中心理、感情上的矛盾。
在这种矛盾中，中国学前教育仍在发展，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南蒙养院及民办的天津严氏蒙养院在课程设置上已逐渐摆脱传统的家庭教育内容，开始向日本学习，并在引进日本幼教人才、设备的同时亦在课程设置上向日本学习，并通过学习日本这一过程，接触到了福禄贝尔等人更为先进的教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