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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
社会资本这一术语现被公认为是基于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团的制度所产生的共享知识、彼此信赖、社会规范和不成文规则[13]，将价值判断和文化影响这些定义界限模糊且难以量化因素纳入其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学研究中，国内学者对农村社会资本做出了本土化的界定，即由于社会成员之间的长期相处、互惠交流、社会风俗、历史影响等原因形成的农村社会中特有的信任、合作、互惠的人际组织关系网络[14]。
基于现有文献的梳理，根据农村社会资本在人与人之间关系层面的不同，本文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来划分并定义[15]。从微观层面上看，社会资本关注的是村内个体所拥有的个人间的相互关系，如血缘、地缘、趣缘等，其运作的基础是面子、信任、以及人情。从中观层面上看，社会资本关注的是社会资本独特的结构化网络，如地方习俗、宗教信仰、道德特征等社区非制度性因素[16]。在我国农村，每个村庄都有着独特的社会规范，与正式制度规范相比，有着内在的传统型。从宏观层面上看，社会资本关注的是外部的政治、文化和宏观经济等与内部的农村社会之间的影响及联系，具体包括制度环境、法律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等[17]。
关于社会资本的测量，目前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法。定名法主要是用来测量社会网络的特征，由劳曼(Edward O．Laumann)、威尔曼(Barry Wellman)和费雪(Claude S．Fischer)等最先提出[18]；定位法由林南和杜明(Lin&Dumin，1986)提出[19]。在国内的研究中，桂勇、黄荣贵在现有文献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资本测量的8个维度，分别是参与地方性社团或组织、地方性社会网络、非正式社会互动、信任、互惠、志愿主义、社会支持、社区凝聚力和社区归属感[20]。章元、陆铭选取了赠送过礼品或金钱的亲友数量和赠送给亲友的礼金价值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这两个代理变量，用以具体测量家庭社会网络[21]。陈琳和袁志刚通过对政治身份、单位性质、职业和行业等四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测度社会资本，选取其主成分作为社会资本的测度指标[22]。周晔馨具体剖析了中观的村级社会资本和微观的家庭社会资本的多个维度并构建了一个综合系数，涵盖了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信任、网络和合作规范。对于中观乡村层面的社会资本，用村级之间的关系融洽程度表示；对于微观家庭层面的社会资本，用家庭间的互惠、合作规范和家庭的社会网络表示[23]。
社会资本理论在解释分析行为决策时，不仅考虑到了具体的制度层面对个体的影响论文网，还将概念性的价值判断、潜移默化的社会影响考虑其中。国内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社会资本的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研究对于农村土地流动的不同影响。
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属于个人关系型。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简单，缺乏流动市场的社会情况下，按照费孝通先生水波纹理论，人们会严格按照差序格局划分关系。根据童志锋的调查，在回答对家庭成员及直系亲属信任与否中，超过96%的人回答可以完全信任，而对陌生人等则信任程度则大大降低[30]。由于在农地流转的过程中，农户所能获取到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自己的亲友或者村内的干部群体，出于对他们的信任，农户在搜寻信息时的交易成本会显著下降[31]。大部分农户在选择土地流转对象的时候，都会首先向关系亲密的人表达自身对农地流转的意愿，然后再按照亲疏关系，通过地缘等途径进行传播，从而达到原始口耳相传的信息扩散。当存在多个有意愿的流转对象时，农户往往也会根据亲疏关系来决定最终土地要流转的对象。同样，基于双方之间的信任，在农地流转的过程中，最终的结果往往与预期的一样，即使金额上出现部分偏差或一时之间无法满足，双方也不会认为对方产生投机的想法，进而降低了流转后出现纠纷的可能性。根据宋伟的调查，部分农户在进行土地流转时，并非是出于利益最优化的考量，而仅仅是为了帮助部分家庭劳动力不足、条件困难的亲友代耕[32]。这表明基于农村亲缘属性的个人关系型社会资本，在农户土地流转的决策中，还起到了情感上的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