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自2015年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后，相关研究呈井喷趋势。对知网、万方数据库、人大复印数据库进行全面检索，截止2016年5月20日，标题中有“互联网+”并属于新闻与传播学科的文献共有587篇，不同学者结合不同学科背景，对“互联网+”这一领域进行了相关的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以及交叉性研究，研究视角多样、研究成果丰硕、研究体系相对完整，已有成果中广泛运用了传媒经济学、传播学、新闻学等多种研究视角。80499

在基础性研究系统中，一方面，有学者针对“互联网+”进行了本体研究。如黄楚新、王丹提出：“互联网+”计划意味着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结合,互联网已成为驱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引擎。对传统媒体来说, “互联网+”计划是推动媒体进行新一轮转型的外在动力和必要途径。传统媒体通过智能升级、运营升级、服务升级等方式，可以利用互联网完成自身的创新改革。[4]官建文、李黎丹认为：“互联网+”远不止是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而是将带给产业、社会,甚至人们的生存状态深刻的变革。“互联网+”不但具有"第三次工业"的色彩,它还可谓是新思维、新范式,是将一切重新构造的力量。[4]另一方面，有学者基于“互联网+”的新形态对某些经典理论进行了重新辨析。如周敏、浮琪琪指出：“互联网+”时代，新闻场域复杂多变，新闻生产由垄断走向社会化，众包、众筹等新新闻产品日益多元，新的媒体生态圈挑战传统新闻专业zhuyi。基于此，她们认为新闻专业zhuyi亟需在坚守新闻基本价值选择和舆论监督责任的同时，重新理解新闻和新闻价值，变革新闻生产方式和传播模式，重建新闻伦理道德，运用“互联网+”思维实现新闻价值和传播效果的有机平衡。[5]

在应用性研究系统中，有学者基于国际视角选取典型案例对“互联网+传媒”模式进行了研究。如李默通过研究美国的新闻网站Vox。com和Buzzfeed、雅虎客户端News Digest、赫芬顿邮报及内容平台Medium、The Verge、De Correspondent等多个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屡有创新的纯数字媒体，分析其在提升内容质量过程中汲取传统媒体的核心优势，同时以用户需求、新媒介形态和传媒产业链为突破口将其互联网基因展现至极的成功经验，以期为传统媒体探索“互联网+传媒”这一发展模式过程中的“变”与“不变”提出建议。[6]还有学者针对传统媒体转型进行了对策性研究。其中，潘越华认为传统媒体要在“互联网+”时代获得新发展，必须建立起适应互联网思维的体制机制，打通媒体融合技术渠道，以服务用户为中心，开发适应互联网思维的新兴媒体产品，获得新的创收机制[7]。申春刚、曹三省则在对“互联网+”的几个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生产模式、商业模式、管理模式等方面对传统媒体的融合转型之道进行了探讨。[8]陆明明则指出“互联网+”在资源整合、信息传播、产品解决、价值延伸方面对于转型期的传统媒体有着独特的意义，传统媒体应该以此为契机，对原有的“受众思维”“内容为王”“互联网化”等战略进行调整，实现传统媒体在“互联网+”时代的新发展。[9]还有学者选取某一媒体集团进行具体的案例研究。如谢念、颜春龙就“互联网+”时代背景下贵州媒体的融合发展，从媒体融合的技术路径、内容路径和产业跨界路径切入相关思考并提出若干具体可行性策略。[10]陈昌凤、吕婷以浙报集团为研究对象，指出其初步实现了全员创新和平台化发展的转型升级，走在传媒创新改革前沿，依此对“互联网+”时代的媒体创新与产业融合做出阐述[11]。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