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孔子礼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礼在古代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仅因为礼“具有安排社会秩序、维系社会纲纪、凝聚社会团体”等社会功能，还因为它为“个体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找到了存在的根据”[8] 11-12。人是追求意义的存在者。追寻意义即超越现实从而进入一种更高的境界。与多数西方哲人追求的彼岸世界的、外在的超越不同，中国哲人更多立足于此岸世界、力求达到一种内在的超越。“对于远古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正是通过‘礼’发现了使生命得以延续，以及使生命超越个体死亡而得以不朽的价值。[8]12”换句话说，通过礼，远古时代的中国人将自己融入了整个社会关系之中，“我”是家、国以及天下的各种关系之网中的一个“结”。在这个关系之网中，“我”不再是孤独的，而是有自己的同胞、同类乃至自己生命延续的载体（子女）的“类”的存在者，“我”只要尽力承担起“我”这个“结”的职责，“我”的生命就会在这种关系之中得到永恒。既然礼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因而，“礼坏乐崩”对春秋时期的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天崩地裂一样的变故。孔子的礼治思想正是面对“礼坏乐崩”的现实，通过对周礼进行改造而来。

2。1从周与复礼

在孔子看来，礼乐崩坏无疑是“天下无道[6]174”。为了让天下“有道”，孔子极力恢复西周之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6]28”为什么要从周？因为，周礼不仅是孔子能见到的最完备的礼，而且具有延续下去的生命力：“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6]21-22”西周之礼不仅达到了“郁郁乎文哉”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周礼对商代的礼进行了损益，其损益之原则尤其值得借鉴。孔子正是从三代之礼的损益中体会到礼之常与变，而提出“从周”之说。如此看来，从周至少包括两方面含义：其一，从周礼之制度；其二，从周礼之精神，即旧邦新命的损益之精神。其中第二点尤其重要。从第一点看，孔子确是一位保守zhuyi者，但从第二点看，孔子的保守又不同于通常理解的反动、倒退之义，而是继承中的发扬，也就是批判地继承。来自~优尔、论文|网www.youerw.com +QQ752018766-

为了复礼，孔子给西周之礼注入了新的因素——仁。在孔子看来，天下无道并不仅仅是外在的礼乐制度的毁坏，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内心对礼乐秩序的淡忘。因为，如果仅仅是外在的秩序被破坏了，只要人们内心的秩序还在，就还有重建的可能；然而，一旦人们内心深处对秩序已经遗忘、对秩序的信念已经泯灭，就算保留了礼乐的外在形式，那也不过是没有灵魂的、僵死的躯壳。而当时的情况恰恰如此：人们关注的更多是礼的形式而忽略礼的本质的现象。所以，孔子才会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6]185”孔子之所以归“礼”于“仁”，就是因为“仁”乃人之为人的根本：“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6]24”用“仁”来解释“礼”有什么优点？这关系到西周之礼与孔子之礼的不同。西周之礼与西周社会结构息息相关，这种社会结构乃当时各种力量平衡所达到的结果。平王东迁之后，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了，周礼被人们淡忘也在情理之中。孔子之礼则不同：如果说西周之礼依附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孔子之礼则奠基于人最基本的情感。社会结构会解体，而人的情感特别是亲情则不然，只要人还在并没有做到忘情，礼的根基就在。情感最关键之处即仁。通观《论语》，孔子并没有对仁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我们仍可以体会出“仁”最根本的特征——“爱人[6]131”。如此看来，仁乃最重要、最具有温度的人之情感。因此，在对礼进行取舍时，最根本的标准即仁或者说人的情感。宰我（宰予）曾就三年之丧问题求教于孔子，孔子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而是让宰我诉诸内心的情感——“安”与“不安” [6]188。正是通过诉诸人类最自然、最深厚也最有温度之情感——仁，孔子对西周之礼进行了改造，或者说将仁注入周礼，这是孔子对西周之礼的创造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