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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6]凡是同类的事物，皆有相似的属性。因而，孟子在论辩中往往会借助同类者有相似属性的特点，运用“知类”、“察类”的逻辑手段，指出对“不知类”的逻辑错误。如孟子对“大丈夫”与“非大丈夫”的定义和区别：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6]
景春、公孙衍、张仪都是当时的纵横家，讲究“合纵连横”，以优异的口才与游说之辞使各国或和或战。这些人，他们注重的是功名利达和个人权势。作为儒家学派代表的孟子，就“大丈夫”的定义问题与景公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论辩。景公对“大丈夫”的定义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景春把公孙衍、张仪看做了大丈夫，认为他们一发怒，诸侯就会害怕；他们安居家中，天下就会太平无事。这同样也是景春定义“大丈夫”的特征。
孟子运用“类概念”，对“大丈夫”的定义更具有概念性和普遍性。孟子否定了景春所定义的大丈夫，并提出了反问 “是焉得为大丈夫乎？”然后孟子便用“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嘲笑了公孙衍、张仪这些政客，他们没有理想，只是顺从主子的意志，没有正当而高尚的操守，以顺从主子为安身立命的前提。孟子心中的大丈夫与景春定义下的大丈夫是完全不同的。孟子认为，真正的大丈夫是应该有济世救民的远大理想，有着坚持不懈的高尚情操，做到不因富贵而耽溺其中，贫贱不能让他转变了节操，威武不能让他屈服，这样才叫做“大丈夫”。可见孟子对类推知识掌握的十分娴熟，并且充分应用了类推之间的关系进行类推。
孟子在论辩中熟练的应用“类概念”的同时，还能够巧妙的运用比喻论证。所谓比喻论证是指用比喻进行证明和反驳的论证方法。[7]这是一种形象化的逻辑论证方法，它能够有效地增强论辩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如宋国大夫戴盈之与孟子展开的一场关于减免税收的论辩：
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时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人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6]
孟子是反对统治者横征暴敛的，他主张“薄其税敛”，从而减轻百姓的负担。孟子在向宋国当政者提出减免税收的建议时，宋国大夫戴盈之答应了孟子的请求，并提出今年先减轻一些，等到明年再停止旧的做法。孟子把这种推迟减免税收的行为比成偷鸡人缓停止偷鸡的行为，即“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这两种行为虽然有着不同的类，但道理却是一样的。从而讽刺了宋国的当政者知其非义而不速改的行为。由此可见，孟子运用“比喻论证”技巧的高超，从而提高了论辩的深度。
在论辩的过程中，论辩一方经常会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地，要想从两难境地中摆脱，破斥二难的推理逻辑是必须的。而孟子总能够巧妙的破斥对方的二难手法，使自己处于不败之地。例如孟子的弟子桃应与孟子关于德与法的论辩：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