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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拔一毛而利天下而不为，墨子利天下而无所不为，杨墨各执一端。孟子指出了杨、墨的错误，同时指出执著在一点上，就会损害正道，就会只抓住一点儿而废弃了其他的一切。从而可以明显得出，杨朱和墨子的主张观点都是片面的。而孟子指出的执中有权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考察的，无疑是正确的、全面的，具有辩证法的色彩。
孟子一生周游列国，推行仁政，因而，孟子善于发现别人的善行善念，并对其加以鼓励和引导，从而使人乐于从善，劝国君实行仁政。例如孟子在向齐宣王倡导仁政时，就巧妙地应用到了因势利导、循循善诱这一方法：
孟子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不识有诸？”“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 “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6]
孟子首先复述了齐王以羊易牛的经过，并强调了齐王所说的话，我不忍心看见牛因害怕而发抖的样子，就好像它没有什么罪就要被处于死地一样，从而指出了齐王有“不忍”之心。接着又指出“是乃仁术也”，从而这话打动了齐王，使他高兴地说：“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齐宣王接着询问到：“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这里的“王”指的是王道，即孟子所宣传的仁政。由此可见，经过孟子的因势利导、循循善诱，激发了齐王的“不忍”之心，既而向齐王宣传仁政，使齐王接受孟子的思想主张。可见，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论辩方法。
比较同样是孟子在论辩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孟子注重通过比较来区别事物的异同，从而抓住事物的本质区别。只有这样，孟子才能够使说理更加条理细密，脉络清晰，层次分明。例如孟子在与国君的论辩中，往往会举出“君富”、“民苦”的事实，揭示出国君虐政下造成的残酷现实，从而达到劝说国君实施仁政的目的。孟子与梁惠王的论辩，就可以说明此点：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厮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6]
孟子在这段论辩中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比较方法，第一种是形式不同而性质相同事物的比较。以梃杀人、以刃杀人、以政杀人，这是三种不同形式的杀人行为，但它们杀人的性质是相同的，因而得出的结论是“无以异也”。另一种比较方法是形式和内容都不相同，而是相对情况的比照“庖有肥肉，厮有肥马”与“民有饥色，野有饿殍”，通过它们的比较，从而得出“此率兽而食人也”的结论，揭示出了这两种现象的因果关系。《书经•洪范》中说：“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为民父母”是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也正是儒家所推崇的。孟子巧妙地拿“为民父母”与“率兽而食人”的结论进行比较，提高了说理的明辨性，也使得辩辞更具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