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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刘熙载论孟子的“集义养气”
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由此不难推出，“知言”和“善养浩然之气”正是孟子超越其他诸子的原因，也是孟子达到高超论辩艺术最为重要的原因。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提出，“集义养气，是孟子本领。不从事於此，而学孟子之文，得无象之然乎”。[2]刘熙载认为，孟子擅于通过集义养浩然之气，如果不能领会到孟子的这种浩然之气而学习孟子的文章，那么，其中的义理是玄微难测的。孟子在《公孙丑上》详细论述了“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6]
公孙丑问孟子什么是“浩然之气”，孟子却说“难言也”。由此可知，“浩然之气”是很抽象的一个概念，是很难说明白的。但是，孟子还是对“浩然之气”作出了解释，“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这种气是最伟大最刚强的，需要用正义去培养它，一点不加伤害，就可以充塞于天地之间。傅佩荣在译解《孟子》中对“气”作出了以下定义：“气”是身体的内容，也是有形质的宇宙万物的共同因素。所谓“浩然之气”，是把人的生命力发挥到极限，抵达与万物相通，“塞于天地之间”的地步，要培养此气，首先要做到“直”（真诚而正直），同时配合义行与正道（人生的光明大道）。“浩然之气”是长期集结义行而生的，他表现为内心坦荡而自得其乐，一无所缺而永远精进，亦即“至大至刚”。义行由内而发，以人向善为基础，努力择善固执，追求止于至善。[9]可见，“浩然之气”是需要通过“直养”才能实现的。焦循在《孟子正义》中提到：“‘以直养’即以义养，‘直’即义也。缘以直养之，故为正直之气；为正直之气，故为‘至大至刚’”。[10]但是，这种气必须要做到义与道的配合，缺乏义与道，就没有力量。因而，培养“浩然之气”，既要有内在的基础，即“配义与道”，又要有正确的途径，即“集义所生”。赵岐把“集”释为了“杂”：“言此浩然之气，与义杂生，从内而出，人生受气所自得者。”[11]而朱熹在《孟子集注》中释“集”为“积”：“集义，犹言集善，善欲事皆合于义也。”[12]养浩然之气是由长期集善所产生的，其实质就是培养自身的道德：“气只是身中底气，道义是众人公共底。天地浩然之气，到人得之，便自有不全了，所以须著将道理养到浩然处。”[12]孟子否定了告子知义后，强调了在培养、积善的同时，要做到“三勿”，即“勿正，勿心忘，勿助长”。同时，又形象的运用了“宋人”的故事进一步说明“三勿”的重要性。在培养浩然之气时，不要有特定的目的；时时刻刻的记住它，但是也不能违背规律帮助它生长。倘若这样做了，则“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孟子擅于“集义养气”，也就是擅于将气赋予道德，培养高尚的品德。刘熙载之所以强调了孟子的“浩然之气”，并且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因为刘熙载认为《孟子》之文能取得这么高的艺术价值，正是在于孟子善养浩然之气。而朱熹却认为一个人是否具有浩然之气，只能从做事中是否合乎道与理上来判别。他说：“盖人之能养是气，本无形声可验。惟于事物当然之理上有所裁制，方始得见其行之勇，断之决。”[12]那么，反之亦然。一个人具有了浩然之气，那么其气象以及做事上也必然是合乎义理的。刘熙载正是深刻的认识到了这一点才提出：“集义养气，是孟子本领。不从事於此，而学孟子之文，得无象之然乎？”因此，孟子能够成为战国时期著名的雄辩家和思想家，正是在于孟子的“集义养气”。孟子充分发挥了内在的道德意志和道德目的，主要表现在《孟子》散文中，《孟子》之文“用法至密”的特征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