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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6]
孟子的弟子桃应假设舜为天子，皋陶为法官，瞽瞍杀了人，问舜该如何处理这件杀人案？孟子回答：把瞽瞍逮捕起来。桃应又问舜会出来阻止吗？孟子回答：怎么能够出来禁止呢？皋陶是于法有据的。而瞽瞍是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若舜出面阻止皋陶，则是枉法；若不阻止，则是处于不孝。可见，这种德与法的冲突使孟子陷入了二难的境地。但孟子应用逻辑的语言，巧妙的破斥了这种二难境地。舜抛弃了天子的地位，偷偷地背着父亲沿着海边逃跑，一辈子开开心心，忘记了天下。可见，孟子是从“孝为人之本”的观点出发的，这也正是儒家学派的思想观点，舜的选择是合情合理的。
以上从三个方面（即知类察类、比喻论证、破斥二难）论述了孟子论辩逻辑能力的高超，是孟子雄辩力量的所在。而论辩方法，则是通向胜辩的桥梁。
(二)论辩的方法
论辩的方法是孟子论辩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能够根据不同对象，不同问题，不同态度，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下面主要是从建立系统理论，充分发挥理论系统的作用；执中有权，要懂得权宜变通；比较异同，抓住本质区别；因势利导、循循善诱等方面进行分析。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并进一步创立了“人性本善”论、“劳力劳心”论、“民贵君轻”论、“天人合一”等理论。这些理论都是为了孟子的政治理想服务的，构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孟子凭借他的理论系统，与各家、诸侯、弟子展开激烈地论战，这是他论辩制胜的主要手段。倘若没有这些系统的理论支撑，孟子想要成为精通辩术的雄辩家是不可能的。例如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6]
孟子在这一段话中，拿百姓、土谷之神和国君进行对比，从而得出百姓最为重要。孟子认为，诸侯可以改立，土谷之神可以改换，唯有人民是永恒的。
孟子同样也总结了人民对历代君王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6]
总之，得其民，得其心，则得天下；失其民，失其心，则失天下。因而，孟子“民为贵，君为轻”的民主思想是很明显的。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又是很系统的，而且在对齐、梁、宋、滕、邹国政治改革的言论中，都是与“民贵君轻”的理论密切相关的。比如齐宣王五年，齐国五十天内大败燕国，齐王以天意为借口并企图吞并燕国。孟子提出要求齐王尊重民意，“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6]可见，孟子的论辩之所以有着不可战胜的力量，正是在于孟子能够把自己的理论贯彻于每次论辩之中。
系统的理论是孟子继承和发展而来的，“执中有权”的方法论却是孟子独创。所谓执中有权是指在执著于一点上时，也要懂得权宜变通。孟子正是利用了这种既讲原则又将变通的方法，解决了在论战中遇到的许多难题。正如孟子对杨子和墨子的批评：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6]